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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主義一定要有個有‘定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為基礎，始能搞‘一點一滴的改革’。美國今日這個‘獨立檢察官’之存廢，和兩黨在緋聞案中的鬥爭，若沒個有定型的法治民主的社會為基礎，那就要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而人頭滾滾了。姑引目前這段時事，來幫助說明，在我國民國初年，民主學步初期，政治轉型過程中，那樁畫虎不成的小插曲。關於近年美國極右翼保守主義之濫觴，及其對美國政治社會之影響，下列論文，頗堪一讀：　Andrew　Sullivan，“　Going　Down　Scream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　11，　1998。　pp。　46ff。　】

長話短說，古德諾在華的一年半載，正值中國政壇，總統制與內閣制爭辯最烈之時；也正是袁總統與國民黨拔刀相見之時，而古教授的適時出現，無意中也就變成總統制最有力的辯護人（　defender　）。既然代表總統制的是袁大總統，而代表內閣制的是國民黨，在這場南北戰爭中，在國民黨和親國民黨的社團看來，古德諾很自然的便被看成袁世凱的‘魔鬼辯護士’；而在袁氏和親袁的政團裡，古氏很自然的也就變成總統派（和後來的帝制派）的最有力的理論‘中堅’。因此在二次革命結束之後，袁氏所推動的一系列的變法改制，如上篇所述的新的‘大總統選舉法’、‘解散國民黨訓令’、‘停止國會議員職權’、‘廢棄天壇憲法’、‘增修臨時約法’、‘頒佈新約法’、‘實行一院制’、‘廢除內閣制’和‘總統世襲制’等獨裁政策的推動，古氏的理論，縱無決定性的影響，至少也是被袁派引為藉口的，尤其是一院制‘新約法’的頒佈，古氏且以吾道得行，引以為慰呢。【古氏於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校長新職，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出席在紐約舉行的政治學會年會，作主題演說（　Keynote　speech　）時，即以當時的中國的憲政改革為題，對‘中華民國約法’（新約法）推崇備至。漢譯講辭全文見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九三九─九四五，原存顧維均私檔；英文原稿見美國政治科學院所發行一九一四年年刊；摘要見十一月二十日，紐約時報：　Dr。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at　Dinner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雖然古某也一再堅持，他對中國國體和政體的建議（　advice　），是從純學理的立場出發的，但是總統派（和後來的帝制派）則對他的‘純學理’毫無興趣。他們所需要的只是古顧問對‘總統制’和‘中央集權制’的大力宣傳。為將來實行帝制鋪路，使這位來自美國的權威教授，變成中國未來皇帝的‘御用文人’，而古氏由於初臨東土，對詭譎的中國政壇，毫無認識，乃被無辜的捲入中國的臭醬缸，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幾至不能自拔。其被栽贓，栽得最慘，而百口莫辯的，則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謂‘帝制優於共和論’了。

‘帝制乎？共和乎？’的英文原著

原來當古德諾於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二次來華時，正值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完全結束，袁政府大難不死，外患稍紓，喘息方定，乃又回頭為內政國體，重作舊夢。當初曾力主中央集權的古德諾顧問，既然適時歸來，袁大總統乃紆尊降貴，請古顧問就以評議‘天壇憲法’為題，就世界各國現時所採行的國體，一評共和政體與帝制政體之優劣，以為袁氏本人，以及中國推行憲政前途之參考。這本是古某在二次來華之前早有心理準備的暑期作業，萬里歸來，所為何事？因此乃盡展所學，為袁總統上了一篇萬言條陳，以報知遇。古氏這件備忘錄是專為僱主袁大總統撰寫的‘密件’，以供袁氏個人參考的。不意此文後來竟為袁黨漢譯為‘共和與君主論’，文中並強調‘君主制優於共和制’，發交華文媒體廣為宣傳，它就變成楊度等人所組織的推行帝制的‘籌安會’的聖經了。後來袁氏帝制不成，身敗名裂而死，遺臭後世。古氏因之也頗蒙惡名，有人甚至懷疑他受賄執筆，使古老頭跳到黃河洗不凊，他本來在美國政壇也是宦途似錦，竟因此一敗筆，而前功盡棄。原來在古氏出任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校長之時，聲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之下，共和黨固有意提名古德諾為總統候選人，與威爾遜一爭高下也。不幸古校長竟因‘助袁稱帝’之嫌疑被黜，使他合恨終生，也真是無妄之災。

筆者抗戰期間在重慶讀大學之時，即頗思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