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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刮鬍須、修指甲（微觀）；大到宇宙觀、人生觀，政經理論，價值標準（宏觀），無一不轉。但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轉得最突出、最敏感；影響最大，爭議最多，犧牲最重的，則是政治制度的轉型；尤其是中央政體的轉型我們最後的目標，是把‘君主專政’轉變成‘民主共和’。

從總體說來，我國近代轉型運動是從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開始的，但是政治轉型則遲至五十年後的戊戌變法（一八九八）康有為、譚嗣同等企圖把中國傳統的君主專政，轉變成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戊戌變法徹底失敗了，才由楊衢雲、孫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來廢除帝制，改採美國式的三權分立總統、法院和參眾兩院制的共和政體。

果然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為時不過八十三天，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美國式的共和政體，便在中國大搖大擺地出現了。…這一記‘辛亥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民初共和政體，在中國近代史上算個什麼東西呢？那堅持‘一次革命論’的國、共兩黨理論家都說是辛亥革命‘失敗了’國民黨認為是‘革命商未成功’。共產黨就乾脆譏之為資產階級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觀察的黨外人士胡適之先生，則扼腕嘆息。他認為中國喪失了那一段最能實行民主政治的機會因為民初政壇上那批活動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親口一再向我說的）。胡適暗中之意，實在是認為民初那批國會議員，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與民主素養的人物。他們比後來國民黨的‘立監委國大代’，和共產黨內只知舉手的‘人代’、‘黨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們失去了實行美國式民主的機會多麼可惜！

上述三種理論，事實上都是一種分析中國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們今日如聚積足夠的data輸入電腦，其結論就不一樣了。透過宏觀認知，我們覺得中國近代史上整個轉型期，大致需時兩百年（一八四○─二○四○），姑名之為‘歷史三峽’；而轉型程式，尤其是政體轉型則有明顯的‘階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敗，它只是這個歷史三峽中的一個階段之完成，一個險灘之透過而已。事實上，國共兩黨的政權，也只是這個時歷兩百年的歷史三峽裡，先後兩個階段而已。

事過百年（一八九八─一九九八）回頭看，我們的政體轉型（從獨裁專制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陸上還在搞一國兩制；臺灣還在搞撤銷黨籍和護黨救國。雙方對民生政治，都還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麼，我們如期望八十多年前歷時只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制為共和，豈不是天大笑話哉？

胡適之之興悲，良有以也。孫中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我們的結論；民初共和政體、代議制度之失敗，原是個歷史上的‘必然’。

這個近乎武斷的結論，我想當今的讀史者和治史者，都不會有二話吧！

失敗既屬‘必然’，那麼失敗後的民國孤兒，總得有條出路。…為求此出路，事實上，孫中山和袁世凱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孫、袁二人都認為民國政治其後的出路，必然是執政領袖的‘個人獨裁’。中山於一九一四年七月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時，曾公開要求黨員宣誓並按指模‘服從’甚至‘盲從’他一人。

袁世凱則自始至終圖謀建立合法或非法的個人專制的權力，從終身總統，到專制皇帝。明乎此，我們就可以肯定的說，辛亥革命之後，時未到三年，以孫、袁二公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兩派政團，都已一致承認：

（一）不適用於中國的共和政體已徹底崩潰；

（二）繼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個人獨裁。

三峽之水，不可倒流

因此民初孫中山、袁世凱，雖然在政治上是一對死敵，但是對獨裁政權的看法，倒是一個銅元的兩面，沒啥軒輊。可是他二人在中國近代轉型史上的歷史地位，卻有‘收山’與‘開山’之別。

孫中山是屬於後一型態的開山之祖。他雖然也主張獨裁，但是在理論上他是個有所為而為的獨裁。他要透過‘軍政’、‘訓政’去實行‘憲政’的‘代議政府’的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袁世凱就不同了。他之個人獨裁，在理論上，在實踐上，都是個死衚衕。袁是在民國元年三月十日繼孫文先生作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在他於一九一三年秋季，鎮壓了國民黨人的‘二次革命’之後，就於是年十月由新成立的正式國會選為五年一任的正式大總統。其後他又趕走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解散國會，並由新成立的參政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