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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懷鉅金,因此坐了政學系的二把交椅。
以這樣兩位縱橫家,與擁兵十餘萬,佔兩省地盤的地方軍閥相結納,因而孫中山在廣州只頂了個‘大元帥’空銜而一籌莫展。但是中山的英雄本色,硬要搞他毫無本錢的‘護法運動’和‘非常國會’,便逐漸引起政學系和桂系驅孫之心了。民國七年四月廣州‘軍政府’終於在政學系暗地裡策畫之下改組。孫中山被拉下‘大元帥’的寶座,而代之以‘七總裁’。桂系首領岑春煊卻被選為‘主席總裁’。孫中山護法不成只好到上海去著書了。
民國八年夏季,楊暢卿又利用桂系和廣東本地人的矛盾,而因緣取得廣東省長。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時政學系在華南真炙手可熱。但是他們也知道搞政治,還須到北京去,廣州終非久戀之鄉。所以他們在廣州一切做法,都是志在向北京作觀望,以便捲土重來。不幸此時還有一批擁孫的議員,真有志以廣東為正統,要在非常國會內透過一部在北京便已開始擬定的憲法。政學系認為此風不可長。在暢卿一度策畫之後,政學系小試牛刀,來個‘總缺席’,憲法會議便頓時流產了。這實是政學系以集體行動正式公開‘杯葛’政敵的第一次。
可是此後不久,政學系在南方又失勢了。第一,滇系軍人之間,發生了‘二季(根源、烈鈞)爭兵’的內鬨。至民國九年春鬥爭至白熱化,結果滇軍主力被傾向孫中山的李烈鈞搶走了。李根源和桂系合作的本錢頓時打了個大折扣。再者同年八月又發生了陳炯明‘漳州回師’的變化。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激進派重回廣州掌握軍政府。李根源的殘部和桂系的主力一併給孫中山的粵軍消滅了。嗣後中山打平兩廣,政學系久為中山所痛恨,自無立足餘地。迨炯明背叛中山,政學系又向炯明送秋波,希冀合作,然炯明對政學系無好感,政學系終無法乘間。
孰知天無絕人之路,正當這山窮水盡之時,北方政局,峰迴路轉,又是一番柳暗花明。原來民國九年七月底,直皖戰爭之後,與政學系有相當淵源的直系軍人曹錕和吳佩孚,想乘機肅清皖系在中央政府殘餘勢力所寄生的‘安福國會’,和該國會所產生的總統徐世昌。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徐世昌終於民國十一年六月被迫去職,同時‘安福國會’解散,舊國會二度恢復,黎元洪也作了第二次的總統。這時本來‘妾身未分明’的政學系舊國會議員在谷鍾秀、楊永泰等領導之下,又活動起來。為加強活動並以舊班底集合了國會議員四十餘人,正式組織了一個政黨叫‘憲政社’,擁護黎元洪。黎氏東山再起,本是孤家寡人,也落得與政學系合作,以圖減輕直系軍人之壓力。因此當黎元洪邀張紹曾組閣時,李根源被網羅為農商部總長,該系另一要角彭允彝則出長教育。這一項新發展因而引起了政學系與直係軍閥的正面衝突。黎元洪也因此視政學系為其死黨。所以當黎氏為直系軍人壓迫去職時,索性任命李根源為國務總理,並‘裁撤’所有巡閱使和督軍。此舉雖系黎氏憤懣的表示,但是卻宣佈了政學系和直係軍閥的正式離婚。因此當民國十二年十月曹錕‘賄選’時,政學系遂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個投曹錕票的‘豬仔’之中,政學系的領袖們皆不與焉。所以不論政學系的功過如何,這一點還是值得史學家讚揚的。不過‘豬仔’們的靈魂,雖只值五千元一頭,但是當議員還有不做豬仔的自由,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學系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鬚而公開反對,這都表示政學系這批領袖們,雖都是善於縱橫捭闔的政客,但是他們也還有相當操守,和相當獨立的主張,為人處世有所為有所不為,這又豈是一味罵軍閥時代一無可取的後世‘委員’和‘代表’們所可企及!?
不過有組織的政學系,在曹錕賄選後,已不能復振。民國十三年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曹錕因馮玉祥倒戈而被囚。北京政府成了張作霖、馮玉祥和段祺瑞的合營公司,並以段為‘臨時執政’。政學系遂又依附於三派中較為進步的馮玉祥。但這時馮玉祥的力量本甚微弱,政學系本身也已成強弩之末,迨馮玉祥敗出南口,政學系在華北的政治生命也就不絕如縷了。
至於華南,政學系則已被連根拔去。蓋中山於民國十二年初驅逐陳炯明,重組大元帥府之後,廣州已是與政學系有舊怨的清一色孫系人物。他們絕不許政學系人物來廣州作祟。加以這時中山已實行‘聯俄容共’。年輕的一輩更把政學系看成北洋軍閥的幫兇,是反革命分子。政學系領袖們因而又作了投奔無門的喪家之犬。直至國民黨於民國十六年‘清黨’之後,他們遂又在國民黨下,生起根來。
(四)
由前文所述,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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