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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學系可就不然了。數數它的領袖們，可說內有宰輔，外有封疆。據國民黨的傳統說法，政學系的成員沒有‘簡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個‘有將無兵’的團體。他們只與高階的正敵，決勝於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學的學生宿舍，或小職員的公共食堂內，對人家橫眉豎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討厭。所以政學系給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這一團體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祿的‘治世能臣’的組織。事實上，自民初國會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廚房內閣’為止，它在國民黨內的影響較之其他任何派系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將來史學家如一秉春秋之筆來論斷國民黨的史實，如認為該黨功在國族，則政學系實在應該‘配享太廟’；相反的如果認為國民黨禍國殃民，罪在不赦，則政學系實在不能只算是‘脅從’！但是政學系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這也是個有趣而值得研究的問題。不過要研究‘政學系’可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的歷史、人物、組織、政治權術；它代表了什麼利益；甚至它的‘階級性’都太複雜了。筆者也斷不敢以‘二手資料’冒昧來作一項”Case　Study　”，只想就書本知識，來一探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往在國民黨當政中所活動的大略而已。但願我們沾‘言論自由’的光，先為這個問題畫個輪廓，好讓其他專家或‘箇中人’來以事實填補罷！

（二）

討論‘政學系’似應從‘同盟會’談起：

‘同盟會’原是一九○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夏季，中國革命分子在東京所組織的革命大同盟。蓋斯時中國留日學生共有兩萬多人。真正讀書的人雖然不多，但是談革命卻是一時的風氣；革命的小團體如雨後春筍，個別的革命家更不計其數。大家都認為有聯合組織之必要，剛好孫中山在倫敦蒙難之後，在這一年載譽東歸，成為國際新聞人物，大家乃公推中山為首於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東京成立同盟會。

雖然同盟會當時的誓辭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但是盟員一致服膺的共同信念卻只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最多也只到‘建立民國’為止。因此，同盟會雖然是中國革命史上最‘革命’的一個團體，但是一旦‘民國成立’了，奮鬥目標消失，革命精神便再也打不起來了。

所謂‘民國’這一概念，在當時的解釋便是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是個‘共和政體’有總統、內閣，和上下兩院就夠了。有才識的政治家，和善於縱橫捭闔的政客，都應集中到‘國會’裡去動口不動手。因此民國一旦成立，同盟會便‘盟’而不‘同’了。當宋教仁、黃興一般人正式把同盟會改為國民黨，以便在國會內以‘政黨’姿態出現從事政爭時，另一干與宋、黃不合的盟員如章太炎等，便另行組黨，甚至與前保皇黨蛻變為北京政府中的政黨進步黨等攜手在國會之內與國民黨對抗了。同盟會這分裂非關本題，權且按下不表。

再看這以宋、黃為首的新國民黨，其內部也發生了細部分裂，形成激進與穩健兩派。激進派以孫文為首，主張把革命進行到底，決不與北洋派並存；穩健派則以宋教仁為首，主張政黨政治，透過國會，掌握政權。這一派在民國元、二年間是國民黨的多數。因此，宋教仁佔盡鋒頭；孫中山反而受到冷落了。可是，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著國民黨舉兵討袁（所謂‘二次革命’）之後，國民黨內激進派，又振振有詞。孫中山因而在日本又把政黨形式的國民黨，以一人為中心的‘中華革命黨’。並於民國三年六月在東京正式成立。

這時以國民黨佔多數的國會已被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也成了非法組織，因而黨內穩健與激進兩派領袖同時在海外流浪。但是這兩派的作風卻大有不同。例如民國四年初日本向袁世凱提出‘廿一條件’要求時，全國震動，穩健分子，則主張暫停反袁活動，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對日；而激進分子則不擇手段，不惜暗中與日本聯絡共同對付袁氏。

由於這兩派作風之不同，所以當中山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時，穩健分子多不願參加。民初的國民黨中真可說是人才濟濟，但吾人試一翻‘中華革命黨’的盟書，便可知人才寥落得可憐。新黨中的‘知名人士’只是少數奉中山為神聖的‘死黨’，如胡漢民、廖仲愷等人，且多半是與中山有鄉誼的。其外為辛亥前後，頭角崢嶸軍政兩界著名的領袖如黃興等則多半不願參加這一個只服從個人的半封建形式的組織。武人中原為辛亥軍事中堅的所謂留日‘士官系’的人物，簡直有百分之九十拒絕參加。所以國民黨的中堅人才，仍集中於穩健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