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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軍’的彈械支援，和國際共產黨在馮軍中的顧問活動，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種種，對郭松齡都是新鮮的刺激。尤其是馮玉祥對直系的‘倒戈’，以及馮在‘北京政變’後的迅速發展，郭氏顯然也不勝羨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軍中所掌握的實力，遠超過一年前馮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揮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張之後如再與馮玉祥聯成一氣，並得蘇聯之奧援，則華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於十一月中在日本觀操奉召歸來，席不暇暖，便與馮玉祥訂了七條攻守同盟的密約，隨即於十一月廿二日發出通電，公開反奉了。

反奉倒戈必敗的原因

郭松齡的反奉倒戈，其軍中顯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請的林長民、饒漢祥）無策士；不像馮氏倒戈，有個黃郛為他出謀劃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鑄下大錯。為著與馮玉祥的‘西北國民軍’相呼應，郭把他手下奉軍番號改成‘東北國民軍’。馮的‘國民軍’那時與共產國際掛鉤是盡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開頭就與馮玉祥擺出個沒有必要的搭配；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馮的支援：馮也不支援他並乘機混水摸魚。

那時唯一能左右郭張內戰的是日本的‘關東駐屯軍’。日本人本不喜歡奉張父子。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日本人更怕帶有共產色彩的‘國民軍’進入滿洲。日本人終於決定不讓郭軍穿過南滿路。並將他們的‘駐屯軍司令部’移入瀋陽。這一來，奉天便成為銅牆鐵壁。張老帥也就決定率殘部反攻了。再者，兵驕必敗。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發軔，他就要搞個原一、三軍團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雜牌地方軍，如熱河的闞朝璽、直隸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軍和黑龍江地方部隊等，均被拒於圈外，太阿倒持，化友為敵。

郭君也忽視了，二十年中國的道德觀念的基礎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統帥的原是張家的父子兵。奉張父子雖‘大略’不足，卻各有‘雄才’。有禮於士大夫，亦有恩於士卒。他們將帥士卒之間，是有深厚的情感，離間不易，而郭氏懷偏將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卻要奉‘少帥’以伐‘老帥’，然其對少帥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馬昭之心，將士之間亦何嘗不洞若觀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懷異志，欲成大事，則應效法他底小東人搞‘西安事變’的幹法：出其不意，劫持統帥；然後以三兩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辦法。舍此不圖而稱兵犯上，一經膠著，曠日持久，則叛軍就要鳥獸散了。這就是郭松齡原本克榆關、取錦州勢如破竹，然終於十二月廿四日兵敗巨流河（瀋陽西南），單騎走麥城，而夫妻雙雙被擒伏誅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筆至此，有餘概焉！

馮玉祥是眾矢之的

郭松齡兵敗身死固然是他夫婦的悲劇，而郭之倒戈對奉張父子也是個致命的打擊。郭在日本觀操，奉老帥之召回國的目的，原是要借重這位猛將西伐馮玉祥，南征孫傳芳的。他的突然叛變把奉張父子這一軍事計劃，完全扭轉了。他的叛變也使奉軍內部的裂痕更為表面化。雖然郭氏死後，張學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戰’（二○○─二○一）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將士與敵人勾結的信函擄獲之後，未加查閱便全部焚燬，並說‘斯時孤且不保！’），把麾下將士與郭松齡私交的證據全部焚燬，既往不咎，然軍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黨如參謀長兼炮兵旅長魏益三便拒不歸隊，終率餘黨數千人，仍稱‘國民四軍’，依附了馮玉祥（見魏氏自述，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二一五頁）。

可是儘管郭之對馮頗有敬慕之情，而馮之於郭，則顯乏投桃之報。當十二月初郭氏‘討奉’戰事正烈之時，馮忽揮戈東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牆角，向已宣佈‘脫離奉系’的直隸督辦李景林大舉進攻，搶奪了直隸省的地盤，並霸佔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闞朝璽鼠首兩端時，突然奪取了熱河。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時馮玉祥的聲勢自然直線上升。東起天津、西迄蘭州，長城內外的草原牧場，盡成馮氏‘國民軍’的天下。在北京他驅策段祺瑞，挾天子令諸侯，也炙手可熱。因此郭松齡死後，奉軍重振旗鼓的第一個物件便是馮玉祥了。

一九二六春初，張家父子乃整編殘部，率師再度入關。守關原‘叛將’魏益三不支，率其‘國民四軍’逃往保定。少帥精銳乃佔領灤州，直指天津。

這時奉張父子對馮玉祥是必除之而後快。事隔六十餘年了，恢復自由了的張漢公在臺北還向我說：‘馮玉祥作假作了一輩子！’那時他父子對馮的辦法，除奉軍正面進攻之外，並檄調敗退山東的李景林和張宗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