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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式的個人獨裁就不然了。它雖是個比傳統帝制還不如的寡頭政治，但它畢竟是個現時代的產品，是帝制轉民治的中途現象。它不是個一成不變的定型；相反的，它只是個流動的、權力遞減的‘轉型體制’（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甚至是個‘不可或缺的惡症’（　a　necessary　evil　）。君不見蔣毛二公的權力，是超過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權力漸減。蔣經國和鄧小平，就只能算半個皇帝了。經國一死，李登輝就只能做民選的總統了（可惜只是個偏安的小朝廷，而又心懷異志）。再看看大陸上，鄧、江之間的‘權力漸減’，也是很則顯的。繼江者誰？吾不知也。但是繼起者獨裁權力之加快滑坡，則歷史家打包票也。此不才之所以敢一再妄言，我國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完成，法治民主之真正實現於中國，或將在下一世紀中葉之後乎？歷史家不是預言家；但是歷史家應該是社會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是會根據社會發展的現象，尤其是轉型末期的社會發展的現象，而加以推論的。這一推論在民國初年是不可能的；但是百年回看，歷史家便發現民國初年的社會和政治上所發生的現象，是未有不可理解的了。質諸高明，是耶？非耶？

把近百年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發展的大勢，說清楚了，我們就可以談談民國初年的政治史了。請先從袁世凱說起：

袁世凱搖身三變

袁世凱自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十月十四日，承武昌起義之機運而東山再起之後，為著他個人的權位，至此，可說已搖身三變。

第一，從他復職至清帝溥儀退位的三個月期間，他對南方的革命派的策略是採取‘養寇自重’的被動的守勢。但是對滿族親貴，則採取極有技巧的絕對主動，以達其逼宮篡位的目的。

第二，自民元四月，他代孫當選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之後，直至二次革命之爆發的一整年時間，由於對現代的政黨政治無經驗，袁也是採取觀望的被動姿態以待勢。在此期間，革命黨人的氣焰甚高，黃興、蔡元培等不但說服了國務總理唐紹儀和趙秉鈞都加入了國民黨，（改組前叫同盟會），他們甚至也邀請袁世凱宣誓入黨，以示天下，這個新朝代是國民黨的朝代；袁也只含笑婉拒而已。因此在此期間，政權實質上是掌握在袁氏手中，但是他給外界的印象，卻有被黨人推來推去，無能為力之感。加以此時一般小政客、小黨人、小軍頭在北京議會之內，和地方各省之間也橫行無忌，紛擾不停，血流不止。他們大半也是當年有功革命，如今仍在繼續爭權奪位而已。如山東的胡瑛、張廣建之爭；安徽孫毓筠、黎宗嶽，和貴州的唐繼堯、楊藎誠之爭。都是刀槍齊動。你死我活，民無噍類的。而這些爭權奪利的革命者，往往也只是一些痞仔，為社會所不齒。例如山東都督胡瑛，即有‘雙槍將’的諢名。蓋胡君的手槍和煙槍，皆不可一日或缺也。這些官僚軍閥肆無忌憚，弄得民國不如大清，而舉世騷然，而中央政府，亦無如之何。因而全國人民，包括一般知識分子，和億萬農工群眾，都人心思治。在他們的心目之中，袁大總統反而變成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徵。市井平民，無不希望他能發揮權力，撥亂反正，重建官箴，恢復秩序。可是在此同一期間，孫中山先生反而變成了黨人的代表，形成社會不安的亂源之一。因此，中山所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二次獨立’（當時也叫‘二次革命’），竟然頗招物議，由於沒有群眾基礎，而敗不旋踵。第三，在二次革命，袁孫正式決裂之後，袁對付民國時代的黨人政客的本領，也大有進步了。他不但以槍殺張振武而籠絡了黎元洪，弄出革命派第一次的‘寧漢分裂’，搞垮了二次革命；他也學會了後來毛澤東‘三寶’之一的打統戰。不但把‘敵人（孫文）的敵人’，如保皇派的梁啟超都統了過去；也把敵人的朋友和朋黨，如蔡鍔，也統了過去【見上篇】。他也知道孫文雖是國民黨的名譽理事長，但是孫文卻控制不了國民黨。因此二次獨立亂平之後，袁就對人不對黨而發出拘捕孫文、黃興、陳其美等‘亂黨’的通緝令。說他們煽動叛亂，破壞統一，和貪贓枉法。後一條是專指孫文所主持的‘全國鐵路總公司’而發的。因為孫文這位鐵路總公司總理的月薪是三萬元，而鐵路一寸未建，其他帳目也糾纏不清，報銷不了，弄得孫總理百口莫辯。

但是袁世凱對孫公所領導的國民黨，卻無半句抨擊之辭。因為這時他還只是個‘臨時大總統’，他還要依靠國會投票轉正，做正式大總統呢。國民黨這時是國會中的多數黨，沒有國民黨議員舉手投票，他這個側室，便不能扶正了。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