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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駕駛員、電器工、電梯操縱員、私家車駕駛員蓋不下百數十種，再加上各大公司行會，亦各有其專業考試，下及垃圾夫等等無不有其考試。一個‘考試院’哪考得了那許多？所以中山所特別強調者，只是‘文官考試’（高普考），專為入朝當官而參加之考試也。試問今日臺港有志青年，有幾個要做官？他們要在工商界當大老闆呢！‘考試院’派啥用場？

至於‘監察權’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國傳統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參劾’也。都是專制政體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罷了。最近在臺灣的蔣緯國將軍為了‘私藏’幾十枝‘打靶槍’被揭發，便弄得手忙腳亂。在他老子和哥哥當政時代，緯國要私藏幾個原子彈，于右任院長敢瞥他一眼？…在一個現代化的政府之中，發生監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對黨也！所以在一個現代化了的政體之內，防貪防腐，三權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權、十權亦無濟於事也。設個專打蒼蠅的‘監察院’有屁用？

‘武昌起義’的經緯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義’的故事，史家所記蓋不下千百萬言。筆者個人在海峽兩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開沅、謝文孫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書目便有數千種之多，允為‘民國史’中各專題之最。按題翻閱起來，豈一人一輩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義的實際情形，亦不妨以三數百言一筆帶過：‘武昌起義’是清末革命黨人所發動的最後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暴動，而能佔領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孫黃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穩腳根，則全國各地便會作連鎖的響應（chain　reaction）。從湖南、陝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開始，時未逾月，全國便有十三省宣佈獨立，而策動獨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黨，而是各該省內，由立憲（保皇）黨所掌握的民意機關─‘諮議局’。這一來，那些無用的滿族王公應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擯斥的袁世凱來撐持危局，而袁氏則養寇自重─一面‘進剿’，一面又與革命黨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漢三鎮反攻，也只取二城，留個武昌給黎元洪、黃興這一架兩頭馬車去慢慢拖延。

原來當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軍的‘都督’之後不久，黃興亦趕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並被推舉為革命軍戰時總司令。如此令出兩府，便隱約的引起黃黎、湘鄂兩派的分歧。黃興苦戰經月，終致兩漢皆失，武昌垂危，黃氏終為鄂派孫武（民問誤傳為孫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職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強雖去，全國革命形勢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復（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滬代表復舉黃興為革命軍大元帥，以黎元洪副之，擬組臨時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擁黎者則堅主黎正黃副。相持不下，儼然成為十餘年後‘寧漢分立’之前奏。而此時革命軍的旗幟鄂方所用者為共進會的‘十八星。錐角旗’；寧方所用者，則為自制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廣東光復時（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為‘青天白日旗’。一軍三旗，亦見革命黨人錯綜複雜之組織關係也。然斯時民國未建、韃虜猶存；黎黃雙方為自解計，竟分電袁世凱。袁如倒戈反清，當公舉之為民國大總統。斯時歸國途中的孫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國‘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為新出獄的汪精衛所發明）。

但是在袁氏遵約倒戈之前，總得有一番和談，以終止此南北對峙之局。這樣一來，則南方這個支離破碎，一軍三旗的紛亂場面也得有個整體的規劃，和一個總負責人。黎黃二公既相持不下，則聲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孫文，就呼之欲出了。時局發展至此，袁氏亦覺時機成熟，由前敵將領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聯銜通電（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歲的宣統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韃虜易驅。民國難建

還有許多歷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國漢學家，像已故的哈佛學派健將瑪麗。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狹義的辛亥革命追根究柢，竟發現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共進社’他們搞起來的。‘同盟會’几几乎沒有實際參預。

我們治革命史的，如果只從‘組織’的一個角度來看它，這話原沒有錯。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義時，同盟會和那些首義團體，的確沒有直接的組織關係。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之下，‘一時俱發的群眾通動’（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暴發之前，更重要的則是有一個‘全國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