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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發現‘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唯物主義）的‘真理’，乃又顛倒其名為陶行知。其實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後行呢？還是行而後知呢？他本人一輩子也說不清楚。孫中山先生把傳統的（唯心主義）的‘知易行難’，根據他自己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而顛倒之，你能說孫中山就是個共產黨嗎？胡適調侃中山說：‘知難行亦不易。’這也是胡適根據他自己實踐經驗所下的結論。胡適當然更不是個唯物主義者。其實，在現代社會科學的光輝照耀之下，上述那種哲學官司都只是一種沒有實際意義的詭辯，不值得過分認真，更不能利用它來解釋社會發展史。

民國史的發展自有其‘客觀實在’

其實哲學上的認識論原是一種玄學，在社會科學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半人類智慧的魔力。要解釋民初的歷史現象，我們還得從社會科學和社會史學入手。社會史學上有一種‘必然論’；辯證史觀裡叫做‘客觀實在’（　Objectine　Reality　）。胡適派的實驗主義者反對這項假設，甚至說客觀實在只是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你要她怎麼打扮，她就怎麼打扮，既不客觀，更不實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處有疑，我們倒想問問，近百年來的中國政治史裡面，有沒有個‘客觀實在’，存乎其間呢？在億萬華族同胞讀者之前，我敢於挺身而出，大聲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廣，簡直就是個萬流歸宗的東海大洋。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它正在不聲不響地等著我們那透過三峽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湧入它的懷抱，而天下太平，化險為夷呢。這個大洋，這個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它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術語上，便叫做‘共和國體’；政治學家則稱之為‘代議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歷史學家則叫它做（接著「帝制時代’而來的）‘民治時代’。民治時代不只是一種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　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　）。和‘傳統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華民族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形態’。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較敏感的一環而已。

再者，這種社會政治形態的轉移，卻是一轉百轉的，時間至少要拖長至兩百年之久。哪能在數年，甚或數十年之內，就能‘畢其功於一役’呢？但是不論時間要拖得多久，在中華民族今後的歷史上，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民治時代’，是必然會出現的。今日不出現，明日一定會出現；明日不出現，後日一定會出現；後日不出現，遲早會出現。這個遲早會出現，便是個歷史上的‘必然’。這個歷史上的必然，是客觀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變不了的。這就叫做‘客觀實在’。胡適不承認‘客觀實在’這個概念。但是今日如起胡氏於地下，他卻無法否定‘民冶時代’在將來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必然性’。歷史發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麼一個歷史哲學家又怎能否定‘客觀實在’的‘存在’呢？胡適之所以對‘實在論’的全盤否定，實在也是他自囿於那些實驗主義的教條而不能自拔的緣故。【詳見‘實驗主義’一文，載‘胡適文存’，卷二】這也是他那一輩（不論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啟蒙導師們的通病，不足為怪。等到我們談到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章節時，當再細論之。

只談抽象‘存在’，不談具體‘形態’

當然，在將來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必然’出現的‘民治時代’，它底社會政治結構（　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的具體形態為何？是承繼我民族固有的‘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還是改採西方‘社會強於國家’歐美建制？或是兼採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　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　）底‘後現代的新建制’（　a　post…Modern　structure　）？關於這些具體制度的出現，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了，因為那將是歷史向前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歷史家只能根據水勢、潮流和洪峰，來瞻其遠景。中國古人說：‘天上眾星皆北拱，人間無水不東流。’我們見識只限於吾土吾民的中國史家，只有我們有‘中國特色’的江河，要萬流歸宗，最後必入於‘東海’。這是個歷史上的‘大勢所趨’，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轉的‘客觀實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