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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喝酒也不接受敬酒，他只是坐在那裡喝水，偶爾將筷子伸向炒土豆和紅燒鮭魚，有些象徵性的味道。

酒喝到尾聲的時候，鄭天良似乎看出了一些名堂。耿局長說：“我表侄女小沈才二十一歲已經唱了十二年戲了，練功練得一身都是傷，想改行。還望你們這些少壯派們幫幫忙。我們商業局黨組已經開過會了，同意接收，又不需要提撥和照顧，一般性調動。”耿天龍將喝得通紅的腦袋轉向黃以恆：“黃秘書，我們多年的朋友了。”黃以恆很謹慎地笑了笑說：“只是小沈的調動找我們三個人是不是找錯了地方？”耿天龍說：“沒錯，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而我們已經是晚上九十點鐘的月亮了，發不出什麼光了，世界是你們的而不是我們的，合安將來的天下就是你們三梯隊的。”

一席話說得鄭天良真的有點熱血沸騰了，他似乎看到了未來合安縣的藍圖在他的手裡緩緩地展開，他順便看一眼黃以恆，黃以恆不動聲色，臉上很平靜，吳成業心不在焉地繼續用目光分析牆上的假畫。

畢業回來後，已經調任市委副書記的梁邦定找了三位年輕人談了一次話，他首先對他們學習期間的優異成績給予了充分肯定，還特地表揚了鄭天良的論文已經在《江淮文論》上發表，他在縣委會議室裡說：“年輕幹部是我們事業的未來，破格提撥年輕幹部是我們建設四化的重要組織措施之一，黨和人民對你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市委、縣委也希望你們回來後能把擔子挑起來，既要有改革開放的幹勁，也要時刻記住戒驕戒躁謙虛謹慎。我送你們三句話，一是以事業為重，不計個人得失；二是服從組織安排，要有大局觀；三是放開手腳大膽改革，用卓著的政績來回報黨和人民的期望。”

黃以恆和鄭天良緊張地記錄著市委梁副書記的重要講話，吳成業只是聽，他沒記，他不知道做記錄是官場的基本規矩，即使上級講的全是空話套話，下級也得要裝著聽得認真記得仔細，要當成字字是真理一句頂一千多句來對待。雖然有很多記下來後根本不看或沒有看的必要，但下級也得要記，這是對領導的態度問題，是一種不能省略的重視和尊重。這不是組織紀律的紀律至關重要。有一個笑話說，一位下級小官在聆聽上級大官教誨之前就開啟了筆記本，那位上級大官在正式講話前對身邊的人悄悄地說昨晚拉肚了，小官也就沒在意記下了，後來講話正式開始後，上級大官的第一句話就是“同志們”，這位下級小官也記了下來。這位小官喜歡喝酒，他第二天回來傳達上級大官講話的時候，酒熏熏地放開嗓子大聲地說：“昨晚拉肚了同志們”，下面聽的人全都愣住了。

梁書記跟三位年輕幹部談話一個星期後，市委、縣委分別對三人的工作做了安排。市委決定黃以恆同志任合安縣人民政府代縣長，待縣人代會選舉透過後任縣長，縣委決定，鄭天良同志任合安縣輕工業局局長兼黨組書記，吳成業同志任合安縣城市建設局副局長。

那是一個改革開放的特殊年代，是一個從政治到經濟都是非常規的年代，非常規的行動帶來了非常規的發展。經濟上深圳已經搞起了資本主義，文化上鄧麗君帶著港臺味的靡靡之音勢如破竹地瓦解著高亢雄壯了幾十年的革命歌曲的旋律，社會主義的銀幕上西方的浪蕩男女們公開抱在一起亂啃亂咬，組織上“三種人”打翻在地叫他們政治舞臺上永世不得翻身，有學歷的年輕人破格提撥一夜間走上了自己不敢想象的領導崗位，今天是在車間裡握著鉗子滿身油汙的工程師，明天就是縣長、市長了，像黃以恆這樣有工作經驗的副科級年輕化知識化的幹部當縣長，在那個非常年代是司空見慣的事。

只有鄭天良心裡彆扭，但他又不能直接說出來。剛進第三梯隊培訓班的時候鄭天良的自我感覺還是相當明亮的，他對在合安縣施展政治抱負是有想法的，只是他的這些想法沒有跟任何縣領導作過交流，他相信自已是用政績跟縣領導交流的，這比上門去說要有力得多。他相信組織上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眾心裡也是有一杆秤的，老縣長已經進了縣顧問委員會當主任，縣長人選本來就是給第三梯隊預備著的，他不止一次在行政學院的那張單人床上規劃過合安縣發展的戰略思路。鄉鎮一把手中只有他是有大專學歷的，而馬壩鄉的鄉鎮企業和農民收入在全縣、全市獨一無二，想找一個對手都找不到。梁邦定書記在縣裡工作時大會小會必提馬壩鄉和鄭天良，有人曾在人代會上提出過這樣一句口號：“遠學華西村，近學馬壩鄉”，後來由於感覺有點拗口，才沒有大面積流行。鄭天良對口號也不感興趣，他說大寨就是在“農業學大寨”的一片口號聲中被喊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