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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老說：“在中國當官，腦子一定要會拐彎才行，也就是要會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思考問題解決問題，這兩年找到我向我道歉的時候，我就跟他講起過，比如說，為人民服務是對的，但反過來如果人民不為你服務，這種官誰還願意當呢？你不僅要懂得個人服從組織，還要懂得組織服從個人；不僅要懂得少數服從多數，還要懂得多數服從少數，一般人只知道前半句，後半句卻一輩子也不知道，這裡面辯證法學問大著呢。權力是人民給的，但帽子是領導發的，民主的目的是為了集中，集中下的民主就是多數服從少數。因為真理有時候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比如說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鄭天良後來知道了這其中的奧秘了，但已經晚了，這就像一個肺癌擴散了的病人忙著戒菸，意義不大了。他對我說，我們之間的事早就一筆勾銷了，但他與別人之間的事就不是我能勾銷得了的了。

耿天龍的話讓我在雲山霧罩中稀裡糊塗，因為我沒當過官，他說的那些抽象而深奧的道理對我來說，就像一個共產黨員面對一本李洪志的《轉法輪》。我說：“耿老，你的有些觀點，我聽不懂，也不敢苟同。你還是說說和我舅舅之間的事吧？”

鄭天良坐在副縣長辦公室裡很不習慣，他先是讓政府辦的工作人員將真皮椅換成了木頭椅子，然後又讓他們將辦公室裡兩盆水仙和茶花盆景端了出去，他說“辦公室是辦公的地方，搞什麼花花草草的小資情調！”他時常開啟窗子，看縣城裡高高低低房屋像一堆攤開的麻將一樣雜亂無章，他就意識到合安縣實際上還是一個窮縣，一種改天換地的使命感常常讓他熱血沸騰，只是縣政府的“七五”規劃讓他跟黃以恆縣長始終不能統一認識，“五八十”工程雖然理想宏偉，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五八十”工程即“七五期間縣城建設五條三縱兩橫的千米的商貿大道，八個億元鄉鎮，新建和改建十個億元產值大型企業。”鄭天良覺得馬壩鄉是全省十強鄉鎮第六位了，一萬三千畝耕地、大小十三個鄉鎮企業，工農業最高產值不過九千多萬，而其他鄉鎮只有兩三千萬，五年翻個番還要拐個彎，只能是一種想象而已；縣城人口一萬人不到，五條千米商貿大道全部開張只能是有場無市的結局，城建拆遷重建資金更是無法落實，而在這個交通並不佔優勢的小縣城建十個億元企業更是異想天開。縣長辦公會上，黃以恆一再強調，改革是一場革命要有勇氣要有決心，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鄭天良說：“這是大躍進的做法，根本不是什麼改革。”黃以恆儘可能心平氣和地說：“馬壩鄉已經接近億元了，全縣二十八個鄉鎮用五年時間還沒有四分之一能趕上現在的馬壩嗎？同志們再想一想，五條商貿大道建成後，築巢引鳳，兩年免稅，三年減稅，提供優惠政策，鄉鎮和外地的商販們還不來嗎，可以提前發售商鋪，將資金先拿過來建設，這叫借船下海借雞下蛋。十個億元企業，我們努力一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現在有許多新專案在等待開發，我們到省裡跑資金，到銀行去貸資金，沒有什麼過不去的火焰山，錯過了機會，我們就有愧於時代，有愧於人民的重託。說句心裡話，幹不出成績來，我們這屆政府對上對下對自己都交待不過去。老鄭，你說呢？”

黃以恆在鄭天良任副縣長後，改稱鄭天良“老鄭”，以前稱“鄭書記”，是上級對下級的尊重，是對鄭天良沒有提拔的一種安慰，現在則沒有必要了。鄭天良將沒抽完的煙按進菸缸裡，煙燻得他的鼻子和眼睛緊湊了起來，他說：“作為討論意見，我發表的是個人看法，我希望在人大透過前，要找專家權威充分論證，我們除了熱情之外，剩下的就是對專業論證的無知和盲目。”

其他幾位副縣長都說，黃以恆同志的“五八十”工程是具有戰略眼光的，是我縣未來五年方向性的發展規劃，他們都很圓滑地說：“專家對規劃的論證是可以的，區域性的細節在專家指導下也是可以進行調整的，但整體的發展框架不應該有什麼變動。”

黃以恆聽到其他副縣長的態度和立場基本比較鮮明，也就很民主地對鄭天良說：“老鄭呀，七五規劃還在討論過程中，你的一些意見還是很值得我思考的，我們也應該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避免走彎路和多交學費。有些問題，私下我再跟你交換意見。怎麼樣？”

黃以恆對鄭天良在公開場合下一向是很尊重的，儘管改稱“老鄭”，但外界的人都能看出來黃以恆是一個禮賢下士的縣長，他的身上從來看不到年輕幹部的張狂和不可一世，即使是一些很權威的決定和嚴厲的舉措，在他的手中也會以和風細雨的方式出現。其實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