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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說：“這幾文小錢不是給你的，而是你代我請有關方面領導喝喝茶的一點茶水費。不要推來推去的，讓我太不好意思了。”

鄭天良將錢往趙全福手裡塞，這時，縣政府看大門的劉大爺提著水瓶過來了，他說：“鄭縣長，你晚上加班呀？我這就給你送水去。”鄭天良縮回了拉拉扯扯的手，嘴裡很含糊地應付著。趙全福趁著這片刻的功夫一頭鑽進了車裡，他對鄭天良說：“就這樣吧，改天我再向你彙報遷廠的事，廠房我已經請上海的專家設計了。”一副公事公辦的口氣。鄭天良手裡攥著一包錢，就像攥著一包炸藥和一包罪證，他眼睜睜地看著趙全福消失在黑暗中。

縣政府大院裡寂靜無聲，秋蟲在草坪裡唧唧地叫著，它們和劉大爺一樣都不知道鄭天良手裡攥著的究竟是什麼。鄭天良抬頭看了一眼天空，漆黑一片，偶爾見幾顆小星星在黑暗的天幕上鬼火一樣地忽隱忽現可有可無。鄭天良冷靜地將一包東西揣進公文包裡，公文包平安無事，像一個餓急了的人吃得太多而鼓起了肚子。

走進三樓的辦公室，鄭天良反鎖上門，燈光照亮了這個已經不再樸素的空間，他倒了一杯茶，躺在沙發上點上煙，然後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臉，臉上並沒有發燒，心裡也很平靜，他沒有立即看錢，而是一個人坐在那裡研究自己的心境，為什麼一點奇異的感覺都沒有呢？既沒有多年前面對意外之財的憤怒，也沒有一夜暴發的激動。也許他早就在等待著這一天了，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一切卻是那麼平靜而安寧，也許是他以前所捍衛的東西在多少年之後被證明毫無價值，所以他就像一個小學生做錯了作業一樣，發現一題就改了一題。

日光燈管裡發出嗚嗚的聲音，那是整流器對燈管老化做出的反應，自己也許就是一隻老化了的燈管，雖然也在發光，但光的純度和色彩已經非常模糊。他想起了在燈光之外的千千萬萬的妓女們，當一個守身如玉的良家女子對賣淫極度恐懼並且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那隻能說明她對賣淫的無知，而一旦脫光衣服第一次迎接一個嫖客後，原來發現賣淫遠沒有想象中的艱難和罪惡，第二天走在大街上，她仍然享受著平等的陽光和均勻的空氣，她與所有的人沒有任何區別，所以第二次第三次賣淫的時候就根本沒有了絲毫的心理壓力。人們通常都說，邁出第一步很難，此後就容易了，鄭天良發現這世上從來就沒有什麼難與不難一說，你想做就不難，不想做就難，難不過是一種藉口，是一種缺少勇氣的膽怯和懦弱。

鄭天良在這個秋天的晚上心裡極其平靜，他覺得自己奮鬥了這麼多年目的是什麼越來越不明確，如果說在馬壩鄉創辦合和醬菜廠是為老百姓脫貧致富的話，那麼去王橋集經濟實驗區更像是為了給自己爭一口氣，而今天對工業區進行改革又是為了什麼呢？啤酒廠是紮在他心頭近十年的一把刀子，他的尊嚴和政治前途在這把刀子的下面支離破碎。這使他這麼多年來一直不願正視碧源啤酒的瓶子更不願看到瓶子在酒桌上被碰倒後的玻璃碎片，碎片割裂了他的前半生。他不願沿著這種殘酷的邏輯繼續往下想，此刻他想到更多的是，其實人活著最大的意義就是讓自己活得更好，無論你是當官還是做生意，都是想改變現狀讓生活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和境界。當皇帝是這樣，修鞋賣菜也是這樣，你只有自己活得更好了，才能對社會有貢獻，才能為別人服務，比如說趙全福吃喝嫖賭隨心所欲，但他為國家上交的利稅很多，是為人民為社會做出貢獻了的，而一個乞丐是無稅可交的，他生活得很差，所以也對社會沒有貢獻，也不可能為人民服務。當官有權才能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的同時，人民也要為你服務，這就是他和趙全福與沈匯麗的關係。符合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公平原則。

鄭天良這樣想著，覺得邏輯上還是有些不通，但他又不可能想得太清楚，所以也就不想了，他覺得任何事情只要內心裡沒有壓力和恐懼，還是順其自然為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卻不一定就存在。

於是，鄭天良開啟公文包，掏出了鼓鼓的塑膠袋，塑膠袋是“為民商場”專用袋，上面還印有紅色的“為人民服務”的字樣，模仿毛澤東的字型，只是印刷不是很講究，部分筆劃被歪曲，如同冬天一棵老樹上光禿且沒有生命力的枝叉。鄭天良將“為人民服務”的袋子扔到了地上，裡面還有幾層報紙，報紙拐彎的地方刊有端正黨風反對腐敗的雜文，這篇雜文包裹著鈔票就像一把彎曲的匕首和投槍，軟軟地回憶著魯迅時代的一些陳年往事。

鄭天良對錢的認識是很含糊的，他家裡總共只有兩三萬塊錢，他以為趙全福讓他幫著疏通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