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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考驗而洩露機密的話，那後果就相當嚴重了。瞭解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人都清楚，從特科開始，中國的情報界一直在周總理手裡，這個情報界不但在對付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國民黨、日本和美國的鬥爭中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而且他們對於共產黨內部鬥爭也瞭如指掌，如果造反派利用他們揭發老幹部以前的一些不為人知的事情，再上綱上線，那麼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壞就遠遠不是人們今天所見的了。總的來說，雖然調查部也出了如康生這樣的敗類，但卻完全沒有出現蘇聯當初利用“契卡”情報組織整人、殺人的局面。當然，周總理這樣做，還有一個更大的擔心，那就是害怕這些情報幹部在運動中受不了衝擊，洩露了國家機密。從特科設立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共情報界用“派遣”和“拉出”這兩種手段發展的特務幾乎散佈在世界各地，其總數絕對不少於數百甚至上千。這些人為新中國打破國際孤立，發展科學技術立下了汗馬功勞，而這些“無名英雄”的名字無疑都裝在調查部那些情報幹部的腦袋裡，任何的洩露都不只是人頭落地的問題，而會影響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

當時的周局長周玉書還很年青，大家都叫他白面書生，但他已經是調查部的情報骨幹了。由於他出身根正苗紅，又年富力強，當時就沒有被送到“五七”幹校，一些老情報幹部也希望部裡有他這樣的人坐守。

1968年初，北京的造反派在西城區揪鬥一位年青婦女，這名婦女是一個三歲兒子的母親。造反派發現這位年青母親的歷史不清不楚，本來是拉出來陪斗的，可是在鬥爭中由於群眾很激動，結果你一言我一語的揭發材料越來越多，不久造反派就發現這名少婦的丈夫在孩子還沒有出世的時候就突然失蹤了，後來又有人說，不久前少婦收到轉自香港的臺灣來信。這下子造反派們才發現，原來少婦的丈夫三年前和幾個同伴一起偷渡臺灣，“投奔自由”了。這下子造反派們象尋得了寶藏，母子倆人的苦難也由此開始。三天兩頭的批鬥把俊俏的少婦折磨得幾乎不似人形，要不是看著只有三歲的兒子，少婦早就自殺了。在批鬥中，少婦經受不住折磨，交代了更多的歷史問題。原來那少婦的丈夫的父親本來就是國民黨高階軍官，當時匆匆撤退到臺灣，沒有把兒子一起帶出去，後來兒子才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乘著混亂成功偷渡到臺灣，與自己的父親相會，並很快加入了國民黨，受到了重視。那位丈夫確實曾經來過信，深情地說等大陸情況稍微安定就想辦法透過香港接母子倆人出去一家團圓。不過每次臺灣來信都是透過一位叫周玉書的政府官員轉過來的。

瘋狂的造反派們更加變本加厲地折磨少婦，有一天少婦實在是無法再忍受，在最後崩潰前，提出讓造反派找周玉書來解釋。少婦說，當時丈夫偷渡前曾經經常和政府的周玉書來往，少婦也不清楚丈夫與周玉書的關係。但想，既然政府的官員經常和丈夫來往，那麼也許丈夫並不是象造反派說得那麼反動。造反派頭子根據少婦提供的電話發現周玉書是中共中央調查部的秘密情報幹部，也不敢造次，就把周從西苑找過來，當時就當著幾百位群眾的面，質問周玉書是否認識少婦的丈夫，是否可以證明他不是臺灣國民黨特務。周玉書當時木然地站在審判臺旁邊，一會看看臺下的幾百個魚目混雜的群眾，一會把視線轉移到凶神惡煞的造反派那裡，但就始終迴避少婦那祈求的眼光。

大概過了好一會，造反派催了好幾次，周玉書才咬了咬牙，說：“我根本不認識她的丈夫！”說罷仍然不敢看那絕望的少婦一眼。造反派一聽就來勁了，覺得受了少婦的作弄，當時就一頓拳打腳踢。可憐那少婦知道自己失去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竟然絕望到忘記了呼痛。造反派一看，以為打得不夠狠，就更加兇殘地折磨少婦。

周玉書幾乎是拼了命一路奔跑回撥查部總部的，他馬上寫報告請示領導，可是領導在農場，哪裡是一天半月可以得到答覆的？就在當天晚上，肆無忌憚的造反派輪姦了那位少婦。少婦是早上六點鐘上吊自殺的，死的時候悽慘地起祈求老天爺和造反派放過她那只有三歲的孩子。

“那孩子後來怎麼樣？”楊文峰心情沉重地問。他想起來自己那時也是和少婦的孩子一樣大的時候，父親也是在受到批鬥。

周阿姨眼裡的淚水只打轉，神情悲傷地說：“那孩子母親家的親戚都在四川，父親家的親戚都在臺灣，孩子沒有親戚收養，寄託在街坊鄰居家，據說不久就找不到了，到現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我想大概死了吧，那個兵荒馬亂的年頭。。。。。。”

周阿姨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流出來，象斷線的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