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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雖然他的“職業”是給人算命的，卻很少見他像別的“算命先生”那樣主動迎住路人，拉別人算命。他總是舉一塊小牌子，靜靜地站在天橋一側，等待著別人主動“上門”。

由於我經常在人行天橋上走動，又和“大毛”、“二毛”打成一片，因此和他們的“阿爸”早就混得眼熟了。我看見他會主動地笑一笑，他也會作為回應地衝我點點頭。

從外貌看，他是那種長得有幾分清秀的男人，臉較白，正前額的一塊地方雖然謝了頂，但四周的頭髮很有型地貼在腦後和耳際。他常穿一件藍色、西服式領口的中長風衣，雖然有些舊，但還算乾淨。他的懷裡，總夾著一隻鐵製柺杖，但走起路來也看不出有太大的異樣。

終於有一次，我停在他的身邊，主動地問他生意好不好。他說，現在算命的太多了，一天掙不到幾個錢。又說生意好不好他無所謂，反正也不靠這個吃飯。

我有意提到那兩個流浪兒，說有人告訴我，你是他們的“阿爸”。他並沒有太大反應，只是問我是幹什麼的。

我說我也是流浪到此地，經常在這一帶撿渣子，還告訴他我住的地方就在附近的丁字橋。他說那個地方他也住過，不過總是有人管，弄不好還會被抓起來。

慢慢地和他聊多了，他對我也放鬆了警惕性。他告訴我，他叫李輝銀，是湖南省邵陽洞口縣農村人，今年45歲，1976年初中畢業（實際上沒有畢業），說起來也算是個“文化人”。

李輝銀說，之所以現在淪落到以算命為生，是因為他曾犯過一個“歷史性的錯誤”，這口氣他一直憋在心裡。1975年，初中畢業前夕，他看到“文革”中有大量的老幹部被打倒，就在日記本上寫道：黨的領導同志可能在這方面犯有嚴重的錯誤。就因為這一句話，他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坐了5年牢，右腿下肢被打殘，以至今天不得不拄著一隻柺杖。1980年平反後，他就不斷上訪。他看到城裡的同志平反後算工資算工齡，還有補償，而他一個農村人什麼都沒有。他咽不下這口氣，這一上訪就是十幾年。為了生活，他在90年代曾組織人上山造綠，到過雲南、甘肅張掖，去內蒙古搞藥材賣，當時一天可賣二三十塊錢。2001年11月又從甘肅流落到武漢。到武漢時已經幾乎身無分文，只好憑藉以前曾看過幾本“周易”的書，對易理略知一二，幹起了“算命先生”這一“行”。

問他為什麼不回家。李輝銀顯得非常激動，他說家鄉太苦了，寧可在城市裡當瘋子，也不願在農村當主子。1987年到1990年，李輝銀曾有過短暫婚史，並於1989年生下一個兒子。如今，李輝銀已經有好幾年都沒有回過家了。

談起兩個流浪兒舒勝利和舒家華，李輝銀說，2001年12月的一天晚上，他睡在中南路人行天橋下時，看到兩個大人在猥褻一旁的兩個流浪兒。那兩個大人也是附近要飯的，當時他就覺得他們不是善類，不是同性戀就是有戀童癖好的。後來實在看不下去了，就衝上前罵那兩個人，把他們罵跑了。後來那個小一點的舒家華就對他說，他們害怕，問能不能跟他們一起睡。見兩個孩子可憐，他便開始與他們相依為命。

李輝銀說，剛開始，孩子們有很多病：尿道炎、面板長瘡、腳癬，他就給兩個孩子買藥治病。在他的細心呵護下，孩子的病慢慢好了。因為孩子的父母不在身邊，缺少愛，他們之間漸漸變得難捨難分了。30多天後，小的開始主動要認他作乾爹，喊他“阿爸”；大的一個性格內向一些，直到現在才開始喊他“阿爸”。

4、流浪組合“家庭”

談起舒勝利和舒家華，李輝銀的臉上總蕩起很開心的笑容。他講起話來滔滔不絕，時而興高采烈，時而又義憤填膺。他的語調很大，完全不顧路人的眼光，這與最初猜測的他謹慎、內斂的性格有些不太吻合。

慢慢與李輝銀混得熟了，我提出到他們租住的地方去看一下。李輝銀很爽快地答應了，他說只不過有些遠，要走半個多小時的路。我說沒關係。

這天晚上“收工”後，李輝銀帶著舒勝利、舒家華和我一起回家。走了約40分鐘的路程，在位於姚家嶺吳家灣村的一座垃圾場旁邊，李輝銀指著一排低矮的露著紅色牆磚的房屋中的一個“布簾”門說，那就是我們的家。

房間的面積很小，只有幾個平方，設施也很簡陋，除了床幾乎再找不出什麼傢俱。門口掛著一個又破又髒的大“布簾”，李輝銀說，那是一塊蚊帳，因為附近是垃圾場，蒼蠅鋪天蓋地，門口不得不掛起這塊蚊帳來擋蒼蠅。李輝銀還半開玩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