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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母親則不希望她半途而廢，希望她能迎接這份挑戰，度過這段最艱難的時期。

很快，在經歷了開頭的跌跌撞撞之後，希拉里逐漸恢復自信，進入了狀態。

像大多數學院一樣，韋爾斯利學院的管理者們覺得自己有絕對的責任來制定諸如著裝、校內特權、必修課以及入學程式等事宜的規章條例。希拉里和她的同學們是第一批有效地對此做法提出質疑的人。

大學一年級，希拉里加入學校的共和黨俱樂部並立即被選為主席。希拉里與她的共和黨人馬為共和黨候選人做了大量工作。在馬薩諸塞州檢查長愛德華·布魯克競選1965—1966年度參議員的活動中，希拉里可能是使他能進駐華府的功臣之一。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希拉里畢業時，她與布魯克同樣登上了講臺，並且她認為布魯克的講話沒有任何實質內容，只是一些浮誇的詞彙與概念，她的演講因為批評布魯克而令人感到驚歎不已。

希拉里的社會活動家的才能得到越來越充分的展現，她首先因為不滿學校現狀而行動起來。她並不喜歡遊行示威一類的方式，而是關注學校的內部改革，希望以討論這種溫和的方式，在一種多元化、平等化的情境中解決問題。有些同學還記得希拉里公開批評某些專業把不相干的課程作為必修課時的講話。她站在學校停車場上，對四周的聽眾抱怨道：“這裡人並不多，因為她們都在圖書館埋頭完成學院佈置給她們的作業。”

後來她還參加了為爭取放寬大學宿舍對異性訪客限制的鬥爭。對一個在學生運動活躍年代下成長的希拉里而言，她是所有無法忍受韋爾斯利古板規定的一個突出代表，她要求校方把她們當成大人看待，要求取消那些如父母般對她們嚴加管束的規定。只是到她做了母親，踏進女兒切爾西所在的斯坦福大學的男女生混合宿舍樓，她又有了新的反思，覺得也許當初向校方施壓以取消必修課與父母式的監管措施並不是一種絕對的進步。她想起了丘吉爾所說的那句“絕妙的舊箴言”：“一個人在20歲時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那他就沒有心靈；而一個人在40歲時不是一個保守派，那他就沒有頭腦。”

韋爾斯利的希拉里不可能不熱情，她參加的每一種活動都是她青春活力的釋放。

政治是她最酷愛的課程，她改變不了熱愛政治的初衷，那種混合著家庭、學校、宗教影響的政治信仰很快就要發生轉變了，儘管這種轉變的發生是那般悄然無聲，不知不覺。

希拉里的同學羅傑斯對希拉里的最初回憶便是她們在她的寢室裡談論政治，羅傑斯說：“她是個對政治學廢寢忘食的學生，她是那麼認真，那麼有興趣，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那麼瞭解。”

但是，希拉里感興趣的不只是政治機制或政體，在她到韋爾斯利學院最初的幾年裡，政體似乎只是達到更大目標的手段。她與帕克裡奇負責青年問題的牧師唐·瓊斯一直保持著通訊聯絡，向他講述自己在學院裡的令人興奮的大學生活，她嘗試著做各種不同型別的人，設身處地體驗各種人的感受，書呆子、頹廢者、社會改革者、嬉皮士她在思考每類人的精神狀態。最重要的當然是她依然不放棄自己的虔誠的宗教信仰。

瓊斯說：“除了基本的精神方面，希拉里試圖透過閱讀《聖經》和其他基督教文獻尋找生命的燈塔和指南。”

一個非常典型的現象是韋爾斯利學院的學生們並不大肆宣傳她們的宗教信仰，希拉里也是如此。她“並不炫耀自己的宗教信仰，儘管這些信仰是她特性的主要組成部分，促成了她世界觀的形成，使她具有獻身精神”，韋爾斯利學院的第一任牧師保羅·桑特米倫教士回憶時說。

希拉里在與唐·瓊斯的通訊中還談到了萊因戈爾德·尼布林。尼布林是基督教的重要學者，也是美國民主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他比任何別的20世紀的美國神學家們都更加徹底地討論了宗教與政治的適當關係。希拉里想與瓊斯牧師探討一種理智上保守而感情上自由的人生狀態的可能性。尼布林主張：“宗教信仰從本質上來說是種信念，相信生活無論多麼艱苦，多麼不可思議，都有其最終意義。”這正是一種看待人類社會的現實主義態度，同樣地，希拉里也看到了人類的脆弱性，看到了要想取得社會的公正還需要依靠強力的手段，需要領導力量、計劃和符合憲法的原則，這一點在她的畢業論文中更明顯地表現了出來。

自然，她也不會忘記向瓊斯談及自己政治觀點的轉變，她越來越多地做出內心的自我反省，開始從自幼養成的保守的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不過，她的改變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