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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三天，我們討論傳教士碰到的各種棘手的問題。最讓人頭痛的是，決定我們今後在中國西部的工作發展計劃。目前，我們的僱員有些在衛理公會教會工作，有些在聯合傳教會工作，還有些在非教會機構中工作。最終的決定是，歡迎所有僱員到東部來，併為那些主要僱員的返程做特別安排，其他人則安排進聯合傳教機構傳播福音、訪貧問苦，或是幫助照顧傷兵。我所在的兩個小組日程安排得非常滿，開完大會之餘，大部分時間都在開小組會。會議閉幕時，我已筋疲力盡了。最後一天晚上，我們舉行了同仁晚餐會，約四十人出席，中外代表都有。

9月6日，星期三最近幾天大同小異，每天上午都開幾次小組會，討論即將開始的兩個教育計劃。今天上午，我和嚴小姐商議怎樣安排兩幢宿舍樓裡的學生宿舍。有些人來訪，其中大多數是父母帶著女兒來懇求入學或是懇求減免學費的。

機密有個人來我的辦公室裡見我，見面情形很不尋常，但是，細節我不能透露。來訪者是我認識的一位年輕英俊的男子。他見沒有別人在場，就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白色小包，並把它開啟。包在外面的白布上用漢字寫著7個人的名字，名字下方有7點極小的血跡；包在裡面的布上有7個寫得大一點的人名，另外一些人名需要用某種化學試劑才能顯影。他說，他們這7個人都是秘密工作者，為中央政府蒐集情報。他們都同意在南京的各重要機構內任職，這樣才能搞到情報。他要我明白，正是為了搞情報他才同意接受目前這一職位的。他為什麼這麼信任我，並告訴我這些情況？我不得而知，我只希望他不要讓太多的人知道這件事。

今天中午，我們正在等凱瑟琳和駱佩芬（1939）時，卻收到一封電報，電報中說：“週四獨自抵南京”。但願這並不意味著佩芬決定不來了。

我活得好像做夢一樣。當然嘍，歐洲還沒有開戰——千萬別開戰，千萬不能！人們只能撕心裂肺地哭喊，只能向上帝祈禱，此外還能做什麼？9月7日，星期四我們沒登招生廣告，但今天還是有32名女孩子參加入學考試，希望被錄取，並安插進可能有空缺的班級裡。我和王先生分頭面試了每個女孩子，以便選拔和安排學生時儘可能做到各盡其能。除了一兩個人以外，其他學生似乎都很好。真希望能把她們都收下來，但是，唉！接收不了。經濟狀況似乎比去年好得多，大部分面試的女孩子都能付得起學費。

太好了！今晚能開電燈了，這是兩個月中的頭一次，用電燈就可以節省300美元的油。

太好了！好像我們新的生物老師總算可以從上海過來了。

讀上海來的報紙就像做了一場噩夢。當然，一場破壞性的持久戰爭打不起來了。我的心為英國流血。

9月8日，星期五～9日，星期六130名老生已返校回到實驗班，估計還會有10人返校。在此基礎上，我們還收了21名新生，並將其餘被錄取的學生作為預備生。王先生和陳先生忙著為學生登記，程夫人在和幾位請求減免學費的學生談話，我在安排日程表。凱瑟琳·舒茨和駱小姐（生物教師）今天到了。

林小姐很失望，因為只有不到30名學生登記上家政班。如果，南京其他女子學校沒有開學的話，我們本可以收到約80名十幾歲的貧困學生，但是，這些中學是免費的，即使是貧困學生，也願意在家附近走讀去上學，而不願上學制僅一年的家政班，因為，上這個班有時得幹些活。她們的這種選擇到頭來只會是白耗光陰，但是，她們看不到這一點。

星期六晚上，我為實驗班的學生舉辦了聚會，約有400～60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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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記1939年（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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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星期四今天下午4時15分，我們在南山公寓舉行了新學年的第一次教師聚會。我高興地向大家介紹了幾位新教師：數學教師嚴小姐、兼職化學教師葉先生、生物教師駱佩芬小姐和金陵大學1934屆畢業生、英語教師王邦契（音譯）先生。後兩位是從上海來的。看來有關上海的神話被打破了。高居不下的物價至少是把王先生趕出了上海。

上海來的日報刊登的歐洲戰況越來越令人沮喪，不是炸燬波蘭的各大城市，就是炸沉了幾艘民用或軍用船隻。但是，這看起來仍然令人難以置信，彷彿這一切都不是真的。1914—1918年恐怖的噩夢又在重演。

9月15日，星期五上個星期熱壞了，但今天天氣涼爽，需要穿件外套。昨天，瓦爾西·漢辛格·費希爾（Walthy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