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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士的出現而動盪不安的社會里。就像他的同伴一樣,他不是凱旋,也沒有人們的夾道歡迎,而是回到了一個嚴重分裂的國家裡。他回來的時候,對於朋友的死訊、對於寬恕在越南叢林中射殺平民計程車兵的美國軍事政策、對於政府的欺騙和歪曲事實感到非常憤怒。
作為一名參議員,克里在越南的經歷促使他去發現政府的罪行,儘管不能總是成功。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他為促使美國與越南的關係正常化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頗有諷刺意義的是在執行這項任務(他會說是他“最後”一次在越南執行任務)的過程中,他聲稱他曾經反對的政府並沒有撒謊或掩蓋事實;在印度支那,美國並沒有像很多家庭和陰謀理論家堅持認為的那樣秘密設有大量的軍人監獄。
越戰讓克里對於戰爭奪去人們生命的最高代價產生了矛盾的看法。他說自己不是和平主義者,但是戰爭中的殘酷景象以及放在運屍袋裡運回國的美國士兵的形象困擾著他,並且影響了他在20世紀80年代對於中美洲以及1991年海灣戰爭中的態度。然而,他也支援美國的軍事幹涉行動,尤其是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他的批評者們譴責他在越南戰爭以來美國介入的兩場最大的戰爭中立場不鮮明,這兩次戰爭的目標都是伊拉克這一個國家。1991年,薩達姆·侯賽因入侵科威特以後,克里投票反對戰爭,然後又讚揚H。W。布什(老布什)五角大樓發動的速戰速決的軍事行動。2002年,他投票反對戰爭,接著對喬治·W。布什(小布什)五角大樓發動的入侵表示譴責。“我的意思是,我過去支援解除薩達姆·侯賽因的武裝。但是,我不喜歡政府及其外交方式等。”他解釋道。
克里的衝動會帶來怨恨。無論背景如何,約翰·F。克里總是留下許多爭議。作為一名反戰領袖,他是理查德·尼克松的靶子,後者把當時這位27歲的年輕人說成是“偽君子之流”,但是卻擔心他“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也是加里·特魯多的《杜恩斯比利》(Donnesbury,美國著名的諷刺連環漫畫——譯者注),即他那一代人中頗受爭議的嬉皮士的靶子。該雜誌諷刺他是“了不起的預科生”。在那些和他一起服兵役以及和他一同反戰的越南老兵中間,他或者受到尊敬或者遭到斥責。
除了約翰·克里在公開場合那種貴族舉止、與眾不同的姿態外,他還有另一方面鮮為人知。波士頓前市長雷蒙德·L。弗林從與克里在20世紀80年代結盟以來,在很長時間裡他們就沒有太多聯絡了。但是,1994年,當弗林在羅馬擔任美國駐梵蒂岡大使期間,克里獲知弗林的兒子雷因為躁狂抑鬱症而住院治療後多次去看望他。“他會順道停下來,帶著雜誌,和小雷談運動和政治。”老弗林回憶著。同樣,託比·古佐斯基記得克里1989年在波士頓的貝思以色列醫院他母親的床榻前“度過了很多時間”。當時,託比的母親安·古佐斯基——也是克里的長期志願者——由於晚期乳腺癌在接受治療。克里斯·格里利以前是他的助手,現在是說客。他說1989年他母親去世的時候,他感受到了老闆的關懷。“在你需要的時候,他伸出的援助之手讓你非常驚喜。”格里利說。
作為馬薩諸塞州的公訴人和華盛頓的參議員,克里通常表現出一副反抗政治主導風向的投身正義、口齒伶俐的調查人和立法者的樣子。不過,他一直都被冠以政治機會主義分子的名聲,表現為他在1971年把越戰期間的獎章和勳帶扔到五角大樓的圍牆上公開表示對戰爭的抗議,隨後又宣稱這些獎章不是他的而是另外一個老兵的,從而把這件頗引起爭議的事情搪塞過去。他發表了大膽的宣言,諸如1992年譴責反歧視行動和福利制度,這些在還沒有產生政治效力的時候就被放棄了。近來又對他過去投票贊成對伊拉克採取軍事行動但現在卻因此而譴責布什政府做出辯解,有的時候這種自圓其說就是折磨。後來,克里又投票反對撥款870億美元用於資助伊拉克重建以及美國在伊拉克的佔據。
這些行動是否反映了一位貴族知識分子、一位意識到政策和行動中的細微差別,但有時卻難以向大眾解釋的人的內在矛盾?那些宣告和表決是否反映了這樣一位在戰鬥中受了重傷、眼睜睜看著戰士們在自己的指揮下犧牲,並在以美國的撤退宣告結束的戰爭中失去了五位最好的朋友的人本能的謹慎?一位發言人說,克里“很自豪自己非常獨立,而且對於因反抗正統思想導致他難以進入政府內部也毫無顧慮”。
但是,批評家們把他看做是鎮定自若的政治行家。與很多在主流信仰驅使下仕途順利的人不同,克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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