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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主要表現在對陰陽偏頗、生克等機制的強調上，雜病病機尤多體現，以體內陰陽的偏勝。說明了在病理上的變化和屬性以及臨床上的各種表現。

氣機的升降乖逆也頗受重視，如《扁鵲心書》記載脾胃損傷，升降失調，可導致怔仲。

《濟生方。吐衄》指出：“夫血之妄行也，未有不因熱之所發。蓋血得熱淖溢，血氣懼熱，血隨氣上，乃吐衄也。”對胸痞的病理，也認為是“下虛，氣上控膈”所致，與氣機的升降不無關係。

兩宋時代盛行一時的“運氣”之說，亦波及到雜病病機理論之中。如《史載之方》敘述了“夫病之所起，其來有根源，其次有傳受，其傳有刑？”的發病規律，就是臟腑間五行生剋乘侮的病理機轉。

辨證理論的進一步系統化

宋以前，不少醫家則重彙集方藥的傾向較為明顯，至北宋初葉，這種情況仍然存在。而在兩宋時期，辨證理論得到了較為全面的發展，除源於仲景《傷寒論》的六經辨證和八綱辨證理論得以進一步深化外，還提出並初步形成了主要運用於內科雜病的髒俯辨證理論。

北宋著名醫家錢乙博學而有創意，他根據《內經》五行學說及臟腑分證的理論，總結了一套以五臟虛實為綱領的辨證方法。他認為，五臟有所主之證，同時又有虛實之別。如：心主驚，為神明之府，邪氣憂心，或心臟內虛，則神失其守而發生驚悸不安。其因於邪實者，則兼有發熱、口渴、心胸煩熱等，其因於虛者，則於臥寐之中悸怯不安。錢乙雖在辨證中結合小兒生理病理特點進行論述，但仍不失為臟腑辨證綱領之雛形。

雜病的治療與“局方”的流行

成書於北宋大觀閏目的《和劑同方》（習稱“同方”），頗能體現此期內科雜病的治療思想普遍存在注重扶助人體陽氣的傾向。精煉了名目浩繁的湯方，糾正了當時漫無邊際的方書流行傾向，且從廣泛的實踐經驗中，發現了許多有效的驗方和藥物。例如流傳至今的成藥“藿香正氣散”、“逍遙散”、“平胃散”、“蘇合香丸”、“至寶丹”、“紫雪丹”等，都來源於此書，影響十分深遠。同時，該書載有大量的的芳香行氣藥物，對促進氣機順暢有比較顯著的效果，對後世行氣藥的應用，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由於書中多采取丸、散等劑型，所以應用方便，易於儲存，它的流行對雜病的救治，無疑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局方有偏用溫燥之弊，如治風諸門中的熱藥，幾乎全由香燥之品組成，其次更多為參、桂、烏、附、等燥熱之藥，形成了社會上喜用“暖藥”的不良風氣。同時鑑於該書是官府頒定的方書，有些醫生因循守舊，處方用藥墨守成規，以致形成泥於“局方”的流弊。

具體病證認識與臨證水平的進展

對雜病的認識水平也有所提高，表現在治療方法上也更豐富而有效。

水腫

宋代對水腫的認識有較多的記載，張銳《雞峰普濟方》對該病的臨床表現有比較詳細的描述：“項脛脈動，睡起眼浮，下如蠶臥。足脛腫，眼間冷，身重倦行，行即喘急，”指出水腫全身症狀及肺脾腎三焦氣化失司，**氾濫的病理機制。並進一步闡述該病日久“積年不去”，水溼與溶血互結，“其病面目黧黑，手足逆冶，身體枯燥，肌膚甲錯，身無潤澤，漸漸贏瘦”的晚期併發症。該書記載治療水腫方劑78首，對重症多用丸、散，丹劑共47首，其部分方劑組成中分別含有粉霜、輕粉、水銀、雄黃、硇砂等金石藥物，重劑緩投，臨床療效肯定。

腳氣病

宋代積累了較為豐富的辨證施治經驗，出現了治療該病的專著《腳氣治法總要》，作者董汲對本病的病因、發病、證治方劑及內外治法等都有新的見解。例如病因，隋唐時代均說是風毒所致，而董氏認為致病原因主要是由於溼，但兼有冷熱之別。治療方法按證候、季節、地域、老少等特點進行了總結，較以前更為全面和系統。全書載方46首，計分總治法、尋常法、治其偏陰、治其偏陽、治老人血枯，治虛、治實、治風、治溼，風溼相兼、風溼挾虛，風溼瘴癘，兼淋閉以及外治法等。

風證

宋代對諸風病證有較全面的認識，元豐（公元1078～1085年）中太醫局學生的學習科目中，設有“風樹”，對於中風病。仲景有中經中絡中府中藏之分：許氏在《普濟本事方》中進一步分析道：“風中脈則口眼喎斜，風中府則肢體廢，風中藏則性命危。”其治法抓住標本緩急，見卒然撲倒，不省人，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等證，急則先用開關，以救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