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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的標準，並不意味他有多麼高尚，他的主觀世界是多麼符合道德的規範。他之所以能作到這樣，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制度上的有效的對於權力的制約，包括體制的制約、法律的制約和輿論的制約及個人的自律。

現在的蘇南，顯然是像很多幹部一樣被資本主義給腐蝕了，但他與他們最大的不同就是，不貪財，做實事，只為當官而做官，雖然風流了一些，但這些純屬是個人非理性的行為，是不能用來上綱上線的。

有統計資料顯示，在落馬的貪官中，95％以上都有情人。看來“十成貪官九成色，還有一成是陽痿”的坊間順口溜，還是真實地反映了官員喜歡亂搞“不正當男女關係”的事實。

在改革開放前，男女關係問題是官場之大忌，普遍認為是官員從政的致命傷、奪命槍。無論是誰，只要一沾上男女關係，不管你能力有多強，後臺有多硬，就有可能斷送自已的美好前程。雖然當時也有膽大妄為的好色之徒以身試法，可畢竟這等事風險係數太大，縱然有人有心偷情，但偷情後果之嚴重確實讓人如履薄冰，膽戰心驚。

然而，到了今天，這種為偷情而丟官的現象似乎已經基本絕跡，男女關係不再是影響官員升遷的重大因素，即便有些官員東窗事發，男女關係方面的問題往往也構不成定罪量刑的要件。如此寬鬆的政治環境，使得官場與情場之間建立起了朝發夕至的城際直通車，對於有這種愛好的官員來說，可以說是如久旱逢甘雨，久澇見晴天。

正因為如此，好色官員的好色行為甚至達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一夫兩妻、一夫多妻的官員比比皆是，而且一點都不隱蔽。更有甚者，在個別地方，個別官員不但不以自已好色為恥，反而以自已好色為榮。

在休閒娛樂場所，在朋友聚會之中，在觥籌交錯之際，有人的竟然公開吹噓自已的效能力，公開自已的情愛史，直叫聽者為之側目，崇拜者為之動容。而最引起廣大人民群眾不滿的是，個別好色官員不但沒有因為自已好色而丟官，反而因為自已好色而升遷。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些清廉正派的官員反而得不到重用，被社會上的人瞧不起而另眼相看，被組織部門說成是沒有工作能力而沒有機會升官。

有人認為，沒有情婦的官員之所以得不到重用和被人看扁，是因為這樣的官員沒有錢包養情婦，因為沒有錢包養情婦，所以也沒有錢給上級送禮、向更大的官員行賄。而在個別領導眼裡，沒有情婦的官員是因為缺乏開拓精神，沒有創新的膽量，所以也就成了沒有能力的象徵。

對於這種極為反常的社會現象，有學者尖銳指出，某些地方用人機制的不公開和不透明，以及缺少人民群眾的有效監督，才導致了這種病態現象的發生。其實也正是這種不正常的病態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腐敗的進一步加重。

大凡養了情人、包了情婦、有了不正當男女關係的官員，一般不可能掏自己的腰包、花自己的錢財，但是又遏制不住自己的淫慾色念，於是便將罪惡之手伸向了單位公款、伸向了行賄之人，從而一步步滑向犯罪深淵。而那些與官員偷情的婦人之仁們，是不可能真的愛官員的人，乃是愛官員手中的權和所擁有或能換來的錢，甚至乾脆指示官員去貪汙受賄、違法犯罪，“紅顏禍水”用在官員情婦身上最恰當不過。

不正當交往，尤其是不正當男女交往，是官員腐敗墮落的“催化劑”鑑於此，將官員是否有不正當男女關係、有沒有包養情婦、身邊睡著幾個美女，作為反腐倡廉的突破口，作為考驗幹部是否德才兼備的重要條件，實在很有必要。我們欣喜地看到，在司法實踐中，關於色賄也是行賄已經越來越被法律專家和司法部門所公認。

《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明確規定，公務員包養情人的有兩種處理辦法，一是撤職，二是開除。但是，這方面的實踐不多，執行的也不夠。因此，原某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局長鄧宗生因為“不正當男女關係”被撤職，具有典型和樣本意義，同時也無疑給那些正摟著情人睡覺或想涉足此領域的官員敲了警鐘、提了醒。

儘管法律明文規定不許養情婦，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被整過一次的蘇南來說，他早就有對策了，與其他官員的利用權力來要挾女方就範不同，一不留證據，二雙方串供，矢口否認，三不大白於天下，甚至不大白於外人面前，四見面規矩，不著痕跡，五公私分明，絕不因私枉法。

只要把握了這五條，蘇南根本是高枕無憂，若是別人舉報，他還能告他誣告呢？

相對於蘇南的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