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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中，形成‘考績…散階…待遇’間的密切聯絡：考績優則升其散階，散階升則提高待遇。若將唐制特別強調考績一事置於此一聯絡里加以觀察，就顯得是極具意義”，這“正是唐代官制中極具合理性的部分”＇62＇。

但另一方面，與“等級附麗於職位”的漢代祿秩相比，唐代散階制畢竟為官員提供了從屬個人的品位，具有“以人為中心”的性格，這就顯示漢唐官僚政治的形態差異。唐制：“凡敘階之法，有以封爵，有以親戚，有以勳庸，有以資蔭，有以秀孝，有以勞考。”＇63＇以“勞考”進階發生在居官之後，而入仕之初所敘散階，主要取決於門資，所謂“散位則一切以門蔭結品，然後勞考進敘”＇64＇。正如池田溫所論，唐代官階的特質是一種“身份官人制”，因為官人由官品而來的待遇，超過了與職務有關的合理範圍，而泛及於生活的全體，這便是它與近代官僚制的相異之處。這種對品官的優待，並不是針對職務的保障，而不外乎表示附屬於品官自身的身份特權＇＇65＇。唐人經常說“置階級所以彰貴賤”＇66＇，這個時代的散階制依然散發著貴族身份的氣息。由此看來，散階制的演生，也是歷史發展中官僚階級所獲權益的一部分。

五、一個嘗試：傳統官階制的五段分期

秦漢魏晉南北朝的官階制發展，已扼要敘述如上了。以此作為基礎，我們還打算對中華帝國的歷代官階變遷，做一個宏觀的鳥瞰。這個展望依然要藉助於“品位分等”、“職位分等”這些概念，它們的“以論帶史”之功，足以使形形色色的官品官階，暴露出了某些原本晦暗不清的面貌，並使潛在的“階段”呈現出輪廓來。

由此所呈現出來的階段，就我們所見大略有五：一、先秦時代；二、秦漢時代；三、魏晉南北朝時代；四、唐宋時代；五、明清時代。這個段落劃分，初看上去與一般通史教科書的章節了無大異，不過具體說來就不同了。在我們的觀察結果之中，歷代官階制的形態和傾向變遷並不是一個直線前行的簡單歷程，它們有其起伏不定的波峰和波谷，並涉及了“品位分等”、“職位分等”和“自利取向”、“服務取向”各自份量的此消彼長。前面幾節中，已簡略交待了第一階段的情況，著力闡釋了第二和第三階段的情況，因有必要再為唐宋和明清兩個段落，提供必要的敘述。

在唐朝初年，文武散階制度就相當成熟嚴整了。不過在傳統政治中，涉及官僚權益的名號位階都有一個漸趨猥濫的規律，秦漢的二十等爵、魏晉南北朝的散號將軍都曾越授越濫，唐代的文武散階也未能免俗。唐代中期的“泛階”做法，也導致了散階的猥濫和貶值，包括俸祿在內的種種待遇只好向職事官品轉移。但在政治形態尚未發生決定性變化之時，官階的“品位分等”色彩並不會驟然淡去。以“職”為實，以“散”為階的制度衰敗之後，以“使”為實、以“職”為階的新制一波再起。隨著“使職差遣”制度的發展，三省六部官、御史臺官、卿監長官、諸衛大將軍等等官位，藉助“檢校”、“試官”、“加憲銜”等等，而開始另一類形式的階官化，它們開始變為“使職”的“階”了。在唐末五代，甚至連一些使職本身也階官化了。與散官構成的階官相類，這種由“帶職”構成的階官，也發展出了一套年考成資、依資改轉的成熟制度＇67＇；在散官構成的散階因貶值而變質之後，這明顯構成了一種代償性的機制＇68＇。

宋代初年承襲了唐後期的情況，散官幾乎僅僅是榮號而已；至於本官的官階則使用三省六部官名，是所謂“寄祿官”。宋太宗時“始定遷敘之制”，所制訂的官階包括“文臣京官至三師”共42階，“武臣三班借職至節度使”共27階。朝廷向寄祿官發放俸祿，向任職的“差遣”發放職錢，二者共同構成了官員報酬＇69＇。由於職錢已經依“差遣”而定了，所以有人認為這兼採了“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之長＇70＇。然而這時依然存在跟人走的品位，仍有大量的官僚權益從屬於“本官”，我們認為這依然是一種“階職分立制”。到宋神宗元豐改制的時候，又重新啟用了開府儀同三司到承務郎等散官作為本階，繞了好大一個彎子，又回到唐初那種以散官為階官的辦法上去了。如前引楊樹藩之論：宋代“其階職分立制之運用，較唐尤佳。宋定三十七階，除每階附以階稱階品外，並以‘階’來定俸額，通稱‘寄祿官’。官府編制之職稱，曰‘職事官’。按職事官大小、職務性質定津貼，通稱‘職錢’。同樣性質之職官，支同等之職錢。階俸則不然，視出身之高低，年資之深淺，考績之優平而定。如此既區別勞考之分序，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