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部分(第3/4 頁)

》同時上映的，這一世依舊要來一次正面jiao鋒。

“你知道路川的事嗎？”東方未明問道。

賈彰柯搖搖頭，除了電影他很少關心其他的事情。“人各有志！我不好說什麼！”

“人各有志！好一個人各有志！那你知道路川也要拍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嗎？”東方未明接著問道。

“哦？這麼巧！”賈彰柯有些驚疑，“那麼我們還要拍這個題材嗎？”

“拍，為什麼不拍？”東方未明提高了嗓音說道，“你不是說人各有志嗎？我們這部戲和他的志可不盡相同，一定要拍！你沒有信心？”

賈彰柯現在在國內外的名氣可一點不比路川小，比起路川他心氣也高，卻更加務實。“誰說的，就算同臺打擂，誰輸誰贏還不一定呢？更何況你和周總的支援，想輸都難！”

“哈哈哈”兩人笑過之後，開始具體討論起拍攝《拉貝日記》的計劃。

1937年12月，侵華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慘案，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國所犯慘絕人寰的罪行之一，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其慘痛的一頁。雖然日本當時當權者和以後當權者中的許多人竭力否認有這樣的慘案，企圖隱瞞事實真相，但事實就是事實，不斷有身經這個慘案的人（包括當時的日本軍人）提供了揭1ù慘案真相的材料。

這本書的作者約翰·拉貝（Johnh。d。Rabe）於1882年出生於德國漢堡。19o8年到中國，不久作為德國西mén子公司的僱員，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經商。拉貝和他的家人在中國生活了近3o年，他的子nv和外孫nv均出生在中國。他們與中國人民結下了親密的友誼。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對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處在內憂外患中的中國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1937年日軍進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幾位外國傳教士、教授、醫生、商人等共同起建立南京安全區，並擔任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他和一些國際友人在當時極其危險艱難的戰爭環境中，四處奔走呼號，奮不顧身地抗議和盡其所能地阻止侵華日軍對中國人民瘋狂施暴。他們設立的南京安全區為大約25萬中國平民提供了暫時棲身避難的場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hua園裡（在今天南京大學鼓樓校區內），也擠進了6oo多名中國難民，受到保護。他還在他的日記和其他文字中記述了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一樁樁令人指的暴行。他在1938年4月回到德國以後，連續舉行報告會，向德國當局呈送書面報告，繼續對日軍在南京的罪惡進行揭1ù。在受到德國警察蓋世太保的訊問和警告之後，他仍然暗暗地細心整理自己的日記和有關資料，將這些歷史記錄留給後人。

同《南京！南京》中所宣揚的一樣，第三方，即向拉貝這樣的外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是被中國主流意識所淡化的。朝鮮戰爭暴後，中美之間的敵對意識形態越來越濃，於是雙方的媒體也開始競相抹黑對方。中方的報紙甚至還開始批判在南京大屠殺中幫助過中國人的外國人，而包括邁納·瑟爾·貝茨、劉易斯·史密斯在內的諸多美國人，更是被說成“幫助日本人作孽的惡棍”。

當年的xx報還認為，所謂的“安全區”（難民區），並不是為了拯救中國人民的，而是用來配合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民的工具，報紙還控訴了美國人如何與日本侵略軍狼狽為jian的醜惡事實：“美國鬼子點完名後，便由日本鬼子進行處決”。

據說劉易斯·史密斯看到這些報道後，簡直當場快要哭出來了，他身旁的中文老師趕緊安慰他說：“這個城市（南京）裡有1o萬人知道你們所做的事”。

基於這種意識形態的對立，當年那些沒有任何義務、但卻在南京人民最危難的時刻選擇留下來的外國人，統統成了別有用心的帝國主義份子。由於當年報紙主要針對的物件是美國，所以拉貝等非美國人則基本是被淡化，而沒有受到批判。

以上這些，都清楚地記載在了張純如的著作《被遺忘的南京大屠殺》的英文原版裡。張純如基本辦到了公正，在對待“某個事件”（不是南京大屠殺本身）時，沒有偏袒中美任何一方，張也沒少揭1ù過老美的糗事（當然不是指魏特琳、史密斯等人，他們是無辜的好人）。

導致拉貝長期被淡化（至少是沒有像白求恩那樣受到平等、公正的對待），主要是上邊說到的這些原因，而並非網上盛傳的一味強調拉貝是“納粹”，辛德勒等人也是納粹，但他們的義舉使當年的受害者們沒有去計較他們的身份，猶太人甚至為了報答辛德勒的恩情，還特地組織拍攝了一部《辛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