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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書，三年是小學，另外三年是大學，中間的課程是他在部隊時當衛生員時自學的，他在浙江醫科大學專科畢業後，不想回到防疫站去，為了當一名外科醫生，他先是到嘉興，可是嘉興方面讓他去衛生學校當教務主任；所以他最後來到了一個更小的地方——海鹽。

他給我母親寫了一封信，將海鹽這個地方花言巧語了一番，於是我母親放棄了在杭州的生活，帶著我哥哥和我來到了海鹽，我母親經常用一句話來概括她初到海鹽時的感受，她說：“連一輛腳踏車都看不到。”

我的記憶是從“連一輛腳踏車都看不到”的海鹽開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鋪成的大街，一條比衚衕還要窄的大街，兩旁是木頭的電線杆，裡面發出嗡嗡的聲響。我父母所在的醫院被一條河隔成了兩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門診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橋將它們連線起來，如果有五、六個人同時在上面走，木橋就會搖晃，而且橋面是用木板鋪成的，中間有很大的縫隙，我的一隻腳掉下去時不會有困難，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經常坐在木橋的欄杆上抽菸閒聊，我看到他們這樣自如地坐在粗細不均，而且還時時搖晃的欄杆上，心裡覺得極其神聖。

我是一個很聽話的孩子，我母親經常這樣告訴我，說我小時候不吵也不鬧，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兒園，到了晚上她來接我時，發現我還坐在早晨她離開時坐的位置上。我獨自一人坐在那裡，我的那些小夥伴都在一旁玩耍。到了四歲的時候，我開始自己回家了，應該說是比我大兩歲的哥哥帶我回家，可是我哥哥經常翫忽職守，他帶著我往家裡走去時，會突然忘記我，自己一個人跑到什麼地方去玩耍了，那時候我就會在原地站著等他，等上一段時間他還不回來，我只好一個人走回家去，我把回家的路分成兩段來記住，第一段是一直往前走，走到醫院；走到醫院以後，我再去記住回家的路，那就是走進醫院對面的一條衚衕，然後沿著衚衕走到底，就到家了。

接下來的記憶是在家中樓上，我的父母上班去後，就把我和哥哥鎖在屋中，我們就經常撲在視窗，看著外面的景色。我們住在衚衕底，其實就是鄉間了，我們長時間地看著在田裡耕作的農民，他們孩子提著割草籃子在田埂上晃來晃去。到了傍晚，農民們收工時的情景是一天中最有意思的，先是一個人站在田埂上喊叫：“收工啦！”

然後在田裡的人陸續走了上去，走上田埂以後，另外一些人也喊叫起收工的話，一般都是女人在喊叫。在一聲起來，一聲落下的喊叫裡，我和哥哥看著他們扛著鋤頭，挑著空擔子三三兩兩地走在田埂上。接下去女人的聲音開始喊叫起她們的孩子了，那些提著籃子的孩子在田埂上跑了起來，我們經常看到中間有一、兩個孩子因為跑得太快而摔倒在地。

在我印象裡，我的父母總是不在家，有時候是整個整個的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兩個人在家裡，門被鎖著，我們出不去，只有在屋裡將椅子什麼的搬來搬去，然後就是兩個人打架，一打架我就吃虧，吃了虧就哭，我長時間地哭，等著我父母回來，讓他們懲罰我哥哥。這是我最疲倦的時候，我哭得聲音都沙啞後，我的父母還沒有回來，我只好睡著了。

那時候我母親經常在醫院值夜班，她傍晚時回來一下，在醫院食堂賣了飯菜帶回來讓我們吃了以後，又匆匆地去上班了。我父親有時是幾天見不著，母親說他在手術室給病人動手術。我父親經常在我們睡著以後才回家，我們醒來之前又被叫走了。在我童年和少年時期，幾乎每個晚上，我都會在睡夢裡聽到樓下有人喊叫：“*�繳���繳�*有急診。”

我哥哥到了上學的年齡以後，就不能再把他鎖在家裡，我也因此得到了同樣的解放。我哥哥脖子上掛著一把鑰匙，揹著書包，帶上我開始了上學的生涯。他上課時，我就在教室外一個人玩，他放學後就帶著我回家。有幾次他讓我坐到課堂上去，和他坐在一把椅子裡聽老師講課。有一次一個女老師走過來把他批評了一通，說下次不準帶著弟弟來上課，我當時很害怕，他卻是若無其事。過了幾天，他又要把我帶到課堂上去，我堅決不去，我心裡一想到那個女老師就怎麼也不敢再去了。我在唸小學時，我的一些同學都說醫院裡的氣味難聞，我和他們不一樣，我喜歡聞酒精和弗爾馬林的氣味。我從小是在醫院的環境里長大的，我習慣那裡的氣息，我的父母和他們的同事在下班時都要用酒精擦手，我也學會了用酒精洗手。

那時候，我一放學就是去醫院，在醫院的各個角落游來蕩去的，一直到吃飯。我對從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