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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軍自廣東都監張忠以下10多名軍官陣亡，士兵都找不到了。打仗很辛苦，跑步很舒服，儂智高的面前出現了大片的空白地，這讓他看到了太多的東西。

宋朝的軍隊很兒科，宋朝的土地很廣闊，還有，前面就有無數座城池，裡面有他從來沒見過的好東西。還等什麼，他決定先不回家了，拐了個小彎，連續攻破了昭州、賓州兩座西南重鎮。直到這年的十月十二日，他才勝利班師，迴歸邕州。

出去旅遊了5個月，他看清了這個世界。原來人生可以這樣過的，大南國，從此頂天立地，我儂智高，就是人中的帝王！

在他的驕傲中，宋帝國做出了新的反應。他們終於弄清楚了一個大前提，用嶺南方面的軍政體系，已經解決不了問題。要動用帝國在北方的精英。可是派誰去呢？這是個問題，當年平定嶺南，派的是帝國最強的將軍潘美，現在百年光陰己過，沒有了趙匡胤，就算有潘美，誰敢派得出去呢？

這個思想主導了當時的選人標準，宋朝最先派到南方的北地主管，充滿了悲觀和無奈。本來不是他們的，但最應該去的那個人，就在這個時段離開了人世。

范仲淹死了。死於公元1052年六月間。我實在不想在紀年上採用宋朝的官方年號，因為它虧負了它的忠臣。事實上，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是宋朝謀殺了它300年間最偉大的人。

從慶曆四年（1044年）范仲淹被貶出京城之後，就開始了漫無崖際的貶官之旅。他先後在陝北邊關各州、邠州、鄧州、荊南、杭州、青州等地任職，每到一處，都盡己所能地做事。每一個地方都留下了他勤政愛民的傳說。

所謂遊行天下，兼濟蒼生，他的聲譽攀上了一個新的高峰。在民眾的心裡，他是一個官，更是一個神，或者是慈悲的菩薩。對此，歷代的史書往往強調這對范仲淹的人生圓滿是件好事，可都忽略了一點，以范仲淹的年齡和他的身份，怎麼會有這樣的遭遇呢？

宋朝的宰執大臣自從太宗趙光義開始，就走馬燈似的換。換的人多，走的人也多，只有欺君叛國的大罪，如丁謂，才會遠貶海崖不許回京。其實就算是丁謂，也在晚年時被劉娥赦免，回京城養老。

范仲淹究竟做錯了什麼事，要在風燭殘年奔波天下，直到勞累至死呢？

回顧他的一生，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符合儒家教義下的典範。就算以現代人的眼光來挑剔，他也擁有一個從低到高，頑強自立的完美人生。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實質上，都為民族和國家做出了同時代裡最大的貢獻。

只是曲高和者寡，過潔人皆謗。他不被敵人所瞭解，也不被“同黨”們理解。在他活著的時候，在各個方面都是個異類。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夏竦。這個無恥的老滑頭被趕出京城之後，只隔了一年，就又回來養老了。當時無數人鄙視他，聲討他，要他立即滾蛋。

夏竦充分發揮了他的不要臉精神，寫下了這樣一份保證書――“己離本職，就長假於東京，尋求醫藥，救療殘生，更不敢有纖毫希望幹煩於朝廷。”

就此賴在京城，直至老死。

兩相對比，細思量，範公遭際只能從他的為人立身的亮點上去考慮了。我想到了他的那篇傳世名作《岳陽樓記》。這篇文章，是凡識字的中國人都曾經讀過。都知道這不是在說岳陽樓，而是範公在貶嫡之路上心潮翻湧，為自己的一生做出的歸納總結。

其中有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就是范仲淹一生遭遇的根源所在。

他和夏竦的區別除了正邪之分，在當時的皇帝、大臣的心中，恐怕遠遠不如夏竦般可愛。那個善解人意的、討喜乖巧的、從不正言厲色的、非常會享受生活的夏竦！前面提過，進入慶曆五年之後，北宋仁宗朝就開始了平安富足的好日子，內憂外串都沒有，養得所有人都活在美夢裡。

我們不說美夢過後變悲哀，黃河改道、王則、儂智高造反，只說在這段悠遊歲月裡，京城裡的人為什麼要想念范仲淹？他總是憂來憂去的，動不動就危言聳聽搞新政，動不動就提醒大家要小心外敵內亂，每時每刻都不讓大家過清心日子！

這樣的人，就讓他離遠點，自己憂著玩去吧。

這就是聖人的悲哀，孔夫子不被春秋所理解，范仲淹被宋朝當作異類。他們走的都是同一條路，風景的宿命是用來路過的，再美再壯麗的都一樣。誰讓你不合時宜

就連“300年間第一人”的稱號，也是在宋朝不斷落沒，北宋亡國，南宋危急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