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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劃乖張所致。載垣等不能盡心和議,徒以誘惑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於各國,澱園被擾。我皇考巡幸熱河,實聖心萬不得已之苦衷也!”就是將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圓明園被焚掠、皇都百姓受驚、咸豐皇帝出巡的政治責任全扣到載垣等八大臣頭上。
(2)以擅改諭旨、力阻垂簾罪,解載垣、端華、肅順、景壽任,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軍機。《清史稿·肅順傳》記載:此前,“肅順方護文宗梓宮在途,命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奕往逮,遇諸密雲,夜就行館捕之。咆哮不服,械繫。下宗人府獄,見載垣、端華已先在。”《清穆宗毅皇帝實錄》記載:“以醇郡王奕管善捕營事。”這可能同奕逮捕肅順事有關。
同治帝載淳(4)
十月
同治帝在大典上穿過的小朝袍初一日,命恭親王奕為議政王、軍機大臣。隨之,軍機大臣文祥奏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清史稿·文祥傳》記載:“十月,迴鑾,(文祥)偕王大臣疏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命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侍郎寶洌А⑽南槲���蟪肌�
初三日,大行皇帝梓宮至京。
初五日,從大學士周祖培疏言“怡親王載垣等擬定‘祺祥’年號,意義重複,請更正”,詔改“祺祥”為“同治”。“同治”含義可做四種詮釋:一是兩宮同治,二是兩宮與親貴同治,三是兩宮與載淳同治,四是兩宮、載淳與親貴同治。
初六日,詔賜載垣、端華在宗人府空室自盡,肅順處斬,褫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職,穆蔭發往軍臺效力。據記載:“將行刑,肅順肆口大罵,其悖逆之聲,皆為人臣子所不忍聞。又不肯跪,劊子手以大鐵柄敲之,乃跪下,蓋兩脛已折矣。遂斬之。”
初九日,載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
二十六日,禮親王世鐸奏遵旨會議並上《垂簾章程》。懿旨:依議。於是,皇太后垂簾聽政之舉,輿論已經造勢,章程亦已制定。
十一月
初一日,同治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養心殿垂簾聽政。垂簾聽政之所設在大內養心殿東間,同治帝御座後設一黃幔(初為黃屏),慈安皇太后與慈禧皇太后並坐其後。恭親王奕立於左,醇親王奕立於右。引見大臣時,吏部堂官遞綠頭箋,恭親王奕接後,呈放在御案上。皇太后垂簾聽政,這在中國歷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在這裡附帶說一點。慈禧本來沒有文化,但她注重學習。兩宮太后命南書房、上書房師傅編纂《治平寶鑑》,作為給兩宮太后的教科書,仿照經筵之例,派翁同龢等定期進講。後來慈禧也能批閱奏章,但常有語句不通和錯別字之處。
這次政變,因載淳登極後擬定年號為祺祥,故史稱“祺祥政變”;這年為辛酉年,又稱“辛酉政變”;因政變發生在北京,又稱為“北京政變”。其時,“辛酉政變”的三個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25歲,慈禧皇太后27歲,恭親王奕30歲。
“辛酉政變”取勝的直接原因是:
第一,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抓住並利用官民對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火燒圓明園的強烈不滿,對“承德集團”不顧民族、國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莊的不滿,而把全部歷史責任都加到顧命八大臣頭上。也把咸豐皇帝到承德的責任加到他們頭上。從而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取得政治上的主動,爭取了官心、軍心、旗心、民心,顧命八大臣則成了替罪羊。
第二,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利用了顧命大臣對慈禧與奕的力量估計過低而產生的麻痺思想,又利用了帝后雖是孤兒寡母,卻掌握“御賞”、“同道堂”兩枚印章——顧命大臣雖可擬旨不加蓋這兩枚印章卻不能生效,兩宮太后與奕可由大臣擬旨加蓋這兩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條件。
第三,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搶佔先機,先發制人,沒有隨大行皇帝靈柩同行,擺脫了顧命大臣的控制與監視,並從間道提前返回,利用自七月十七日咸豐死,到咸豐靈柩運到皇宮,其間74天的充分時間,進行政變準備。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靈駕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濘,而遲至九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計劃晚了4天。兩宮太后於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變,時間整整差了3天。這為她們準備政變提供了時間與空間,打了一個時間差與空間差。
第四,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意識到並預感到:這是他們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鍵時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個魚死網破。慈禧曾風聞咸豐帝生前肅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