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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馬士英心底已經暗笑,在他看來這些書呆子們根本就不配玩政治,他最樂於見到的就是這種情況,這種正人君子們因為所謂的氣節威脅皇帝,殊不知在這個年齡的人都有一種逆反心理,尤其是像朱慈烺這樣的剛剛繼位的小皇帝,對權力的慾望是很大的,他看好的也正是這一點,才主張進一步強化皇帝和權臣對官吏的任免權。
“皇上,萬萬不可啊,用人應當以皇上您的判斷為主,同時有科舉輸送賢能的人才,這樣何愁我大明的江山不穩呢,用個別官員的例子責怪整個朝廷是不恰當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圖等人漠視朝廷,也漠視皇上的威嚴應該得到處罰,否則還哪裡有皇上您的權威啊!”馬士英話音一落高弘圖立刻反駁說道:
“公開評議的選官制度有何不好,我認為這才是是公道的,經過群臣會議推薦不更光明嗎?總比某些人在背後偷雞摸狗的營私舞弊要好吧!”
“你說誰營私舞弊,高大人你可要把話說清楚,否則我告你誹謗誣陷朝廷大臣之罪!”馬士英立即反攻,表面上雙方爭論的是選官公正與否的問題,而實際上,問題的焦點在於究竟實行什麼樣的選官制度。
這一天的爭論並沒有得到什麼結果,皇帝還是接受了張慎言的辭呈,於是,張慎言離開了朝廷,而高弘圖與姜曰廣的辭呈沒有得到皇帝的批准,兩人不得不接著幹下去。
很明顯馬士英成功了,他的第一步計劃已經成功就看下面的了,馬士英堅持主張廢除經九卿評議選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鋮進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實現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謬的任命,必須避開廷議,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詔令。
阮大鋮自“南都防亂公揭”傳出後,一直過著隱居的生活。他閉門不出,對那些輕蔑地摒棄他的人恨之入骨。清軍攻佔北京和南明政權建立,對他來說,似乎是一次政治機會——因為一些反對過他的東林黨成員投降過大清,現在又有更多的人投考我的政權,這使東林黨的聲譽受到損害。同時,他的好友馬士英又成為南明政權中的重要人物。於是,阮大鋮奏上一道很長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願為弘光帝效忠。疏中聲稱,他曾私下勸阻其他人追隨魏忠賢,後來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時間內,與逆黨魏忠賢共事,此後他雖然得到一個官職,但只幹了70天就隱居回鄉了。
在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阮大鋮又遭到東林黨惡毒誹謗,然而(在某種意義上,這是阮大鋮打動朱慈烺的最重要的一點)正是這些曾攻擊他與一位皇帝寵臣勾結的人,竟為實際上殺死了皇帝的異族效力(在阮大鋮眼裡遼東及朝鮮政權也算作是異族,而我則成了不折不扣的民族敗類)。換句話說,許多過去的東林黨人成了為我服務的“偽官”。阮大鋮質問道:究竟誰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場上的他,還是那些“貳臣”?
這道奏疏最初在反對阮大鋮的官員中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因為這些官員一直在南京任職,從未考慮過要對北京的同僚加以區別。但在1634年7月9日馬士英提名阮大鋮任兵部右侍郎時,呂大器上疏怒斥:
先帝血肉未寒,爰書凜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鋮。不惟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為弁髦。
從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員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飛來,群起攻擊阮大鋮並抨擊這項提名。遠在揚州的史可法也對此事有所瞭解,他認為,阮大鋮入朝,會使十多年前的的黨爭重演,所以也對阮大鋮入朝強烈反對。
但馬士英及其同黨並未退縮,劉佐良從其駐地上疏彈劾呂大器“圖謀不軌”,以此迫其辭職,朝中,姜曰廣和高弘圖則不再參加內閣議政,並隨即一起辭職。由於這些人離開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員又被收買,馬士英終於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詔令,直接任命阮大鋮為兵部添注侍郎。
此次黨爭以馬士英的等人的勝利和阮大鋮入兵部而暫時宣告結束,但是一切遠遠沒有就這樣停歇,黨爭已經白熱化並且愈演愈烈。
當我從朝鮮回到北京的時候,得到了關於南京政權這次紛爭的全部資訊,心中不由得感嘆,都什麼時候了,南明朝廷還這樣黨同伐異,當真是老天都要亡明啊!畢竟緊靠史可法這樣的幾個忠臣是無法力挽狂瀾的,更為悲哀的是為了儘早平定天下,我不得不使出陰謀伎倆幫著馬士英算計這些“正人君子”們。
正人君子,什麼是正人君子呢,我肯定不是了,但是姜曰廣和高弘圖他們就算是正人君子麼,這些人太不知道變通了,更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