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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卻不這樣看待問題，就參加滿清政權的原因而言，年齡可能是更為重要的因素。從一份列有科舉資歷的殉難者名單中，我們發現，自殺殉難者的平均年齡，比多數投降者稍大（或至少考中進士的年代較早），這不難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自殺殉難者中有許多人已經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們的使命，而大量投降者則是仕途生涯剛剛開始，或達到頂峰的較年輕官員。在忠於明朝和清軍合作之間作出選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入仕時間的長短。雖然，地方上計程車大夫家族常說，他們從皇帝那裡獲得科舉功名，並因此成了士大夫，故應以感激之情報答皇恩，但在朝中任職的官員卻更傾向於以官職大小而不是功名高低，來限定自己所承擔的義務。這就是說，新進考取功名因而任職未久的官員，加入滿清政權的可能性最大。

這完全是中國千年科舉制度和腐朽的官僚制度在作怪，很多人辛苦的甚至是大半生才博取功名就這樣讓他們放棄，確實很難，儒家思想一方面讓讀書人忠君愛國，另一方面也極大的摧殘著文人的心靈，讓他們成為科舉制度的犧牲品。

雖然將降官中渴望作官的人和被勉強拉入的人明確區別開來，是不大可能的。但有些士人的確很想加入滿清政權，並竭力交結已經成為皇太極眼前紅人的範文成，竟然以和他同年考中進士作為一種巴結的資本，確實令人不齒。當時有許多士大夫發瘋似地要重做朝服，因為原有的朝服已經因害怕清軍殺戮官員而燒掉了。

在這些人當中，最遭蔑視和責難的是那些企圖加入滿清政府的南方人。而南方籍變節者中最為聲名狼藉的，則是以兵部職方司主事秦汧為首的一夥無錫士大夫。這其中包括：秦汧的姑父——翰林院學士趙玉森、禮部主事張琦，以及原在明朝任地方官、北京陷落後一直在禮部任職的王孫蕙。皇太極進城的前三天，王孫蕙還曾涕淚橫流地向崇禎帝保證，一旦明朝亡了，他一定作為忠臣自殺殉國。但清軍真地攻進城中的那天，王孫蕙家中響起一片婦人的哭喊聲，他的決心於是動搖了。嚎哭之聲攪得他心煩意亂，突然，他對家人說，無需擔心，他將把一切都安排好。隨後，

王孫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黃布，上面寫上“大清皇帝萬萬歲”，掛於門外。及至皇太極進京時，王孫蕙又與其他三人在城門口站成一行，迎接新君。當皇太極的護衛走近這四人時，他們鞠躬行禮並表白他們願為新主效勞。他們的恭順的舉止倒是被人們看見了，但他們表示歸順的話語卻淹沒在嘚嘚馬蹄聲中。

十分可恥的是當我軍進入北京時這幾人又站在了夾道歡迎者的行列，對於這樣的人不光是我鄙視就連代善也同樣看不起，因此他向我提出的第一個要求竟然是將這幾個人統統的趕出北京並且永遠不得錄用。在知道事情的緣由後我自然是十分高興的答應了。於是這四個傢伙灰溜溜的逃出了京城，成為人們記憶中永遠的汙點，有了這個前車之鑑，儘管是我很想招募一些有作為的官員，但是很多人仍舊像當初一樣隱匿起來。

偏偏這個時候正是我最需要用人的時刻，中央政府的建立需要大量的官員補充，這不同於各地方政府，他們可以招募鄉紳，也可以從舊有的體系中選拔，而北京則沒有選擇。正所謂不拘一格降人才，我這個現代人眼中沒有古代人迂腐的觀念，當然這不等於我不重視道德情操，像秦汧這類的人我就絕對不會錄用。在綜合考量了李巖的建議以及和袁崇煥等人商議後，我決定貼出招賢榜，榜中列舉了我們現有空缺官員的職位一覽表，同時要求應聘者按照自己的才能進行應聘。

一開始簡直是門庭冷落，沒有幾個人來應聘，即使有也是那些自不量力如同秦汧一樣的諂媚小人，這些人被逐一經過考核轟走後，就再沒有其他人來了。

這倒好，還說招納賢才呢，如今一個人都不來了，我坐在所謂的人才招收處已經兩天了，除了最開始上演的鬧劇以後，就門可羅雀。整個北方的重建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員，僅靠山東和遼東兩地的官員是絕對不行的，更何況他們不熟悉北京的情況，以及整個政府的運作。在北京開始重建計劃之後很多逃難的人都陸續返回了自己的家園，他們對於重建有很大的興致，但是對於在我的政府裡做官卻是不感興趣。這可把我愁壞了，政府的框架已經搭好可卻沒有人來參與政治體系重建，這無疑於讓我的政府處在一種難堪的境地，也讓重建計劃推行緩慢。

“不行，老這樣等不是辦法，我們必須出去找。”我實在是坐不住了，站起了身對坐在身旁的李巖說道，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