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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在鍵盤上掠過時，我身下的地板像鋼絲一樣晃動

起來，整個觀眾席都籠罩在聲音之中。這時，藝術家的手和整個身軀垮了下來。他

昏倒在替他翻譜的朋友的懷抱中，在他這一陣歇斯底里的發作中我們一直等在那裡，

一房間的人全都嚇得凝神屏氣地坐著，直到藝術家恢復了知覺，大家才透出一口氣

來。”

勃拉姆斯就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一個差不多屬於了瓦格納的時代；一個

李斯特這樣的魔鬼附身者的時代；一個君主制正在衰落，共和制正在興起的時代；

一個被荷爾德林歌唱著指責的時代“你看得見工匠，但是看不見人；看得見思

想家，但是看不見人；看得見牧師，但是看不見人；看得見主子和奴才，成年人和

未成年人，但是看不見人。”那時的荷爾德林已經身患癲疾，正在自己疲憊的生命

裡苟延殘喘，可他仍不放過一切指責德國的機會，“我想不出來還有什麼民族比德

國人更加支離破碎的了”。作為一位德國詩人，他抱怨“德國人眼光短淺的家庭趣

味”，他將自己的歡呼送給了法國，送給了共和主義者。那個時代的巴黎，維克多

·雨果宣讀了他的《克倫威爾序言》，他正在讓克倫威爾口出狂言：“我把議會裝

在我的提包裡，我把國王裝在我的口袋裡。”

然後，《歐那尼》上演了，巴黎劇院裡的戰爭開始了“幕布一升起，一場

暴風雨就爆發了；每當戲劇上演，劇場裡就人聲鼎沸，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

戲劇演到收場。連續一百個晚上，《歐那尼》受到了‘噓噓’的倒採，而連續一百

個晚上，它同時也受到了熱忱的青年們暴風雨般的喝采。”維克多·雨果的支持者

們，那群年輕的畫家、建築家、詩人、雕刻家、音樂家還有印刷工人一連幾個晚上

遊蕩在裡佛裡街，將“維克多·雨果萬歲”的口號寫滿了所有的拱廊。雨果的敵人

們定了劇院的包廂，卻讓包廂空著，以便讓報紙刊登空場的訊息。他們即使去了劇

院，也背對舞臺而坐，手裡拿著份報紙，假裝聚精會神在讀報，或者互相做著鬼臉，

輕蔑地哈哈大笑，有時候尖聲怪叫和亂吹口哨。維克多·雨果安排了三百個座位由

自己來支配，於是三百個雨果的支持者銅牆鐵壁似的保護著舞臺，這裡面幾乎容納

了整個十九世紀法國藝術的精華，有巴爾扎克，有大仲馬，有拉馬丁、聖伯甫、夏

爾萊，梅里美、戈蒂葉、喬治桑、杜拉克洛瓦波蘭人肖邦和匈牙利人李斯特也

來到了巴黎。後來，雨果夫人這樣描述她丈夫的那群年輕的支持者：“一群狂放不

羈，不同凡響的人物，蓄著小鬍子和長頭髮，穿著各種樣式的服裝就是不穿當

代的服裝什麼羊毛緊身上衣啦，西班牙鬥蓬啦，羅伯斯庇爾的背心啦，亨利第

三的帽子啦身穿上下各個時代、縱橫各個國家的奇裝異服，在光天化日之下出

現在劇院的門口。”

這就是那個偉大時代的開始。差不多是身在德國的荷爾德林看到了滿街的工匠、

思想家、牧師、主子和奴才、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可是看不到一個“人”的時候，

年輕一代的藝術家開始了他們各自光怪陸離的叛逆，他們的叛逆不約而同地首先將

自己打扮成了另一種人，那種讓品行端正、衣著完美、纏著圍巾、戴著高領、正襟

危坐的資產階級深感不安的人，就像李斯特的手在鍵盤上掠過似的，這一小撮人使

整個十九世紀像鋼絲一樣晃動了起來。他們舉止粗魯，性格放蕩，隨心所欲，裝瘋

賣傻；他們讓原有的規範和制度都見鬼去；這群無政府主義者加上革命者再加上酒

色之徒的青年藝術家，似乎就是荷爾德林希望看到的“人”。他們生機勃勃地，或

者說是喪心病狂地將人的天賦、人的慾望、人的惡習盡情發揮，然後天才一個一個

出現了。

可是勃拉姆斯的作品保持著一如既往的嚴謹，他生活在那個越來越瘋狂，而且

瘋狂正在成為藝術時尚的時代，而他卻是那樣的小心翼翼，講究剋制，懂得適可而

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