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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現實世界給予我的混亂。那一段時間就像張頤武所說的“餘華好像迷上了暴力”。確實如此，暴力因為其形式充滿激情，它的力量源自於人內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讓奴隸們互相殘殺，奴隸主坐在一旁觀看的情景已被現代文明驅逐到歷史中去了。可是那種形式總讓我感到是一出現代主義的悲劇。人類文明的遞進，讓我們明白了這種野蠻的行為是如何威脅著我們的生存。然而拳擊運動取而代之，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文明對野蠻的悄悄讓步。即便是南方的鬥蟋蟀，也可以讓我們意識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在暴力和混亂面前，文明只是一個口號，秩序成為了裝飾。

我曾和老師李陀討論過敘述語言和思維方式的問題。李陀說：“首先出現的是敘述語言，然後引出思維方式。”

我的個人寫作經歷證實了李陀的話。當我寫完《十八歲出門遠行》後，我從敘述語言裡開始感受到自己從未有過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一直往前行走，使我寫出了《一九八六年》、《現實一種》等作品，然而在一九八八年春天寫作《世事如煙》時，我並沒有清晰地意識到新的變化在悄悄進行。直到整個敘述語言方式確立後，才開始明確自己的思維運動出現了新的前景。而在此之前，也就是寫完《現實一種》時，我以為從《十八歲出門遠行》延伸出來的思維方式已經成熟和固定下來。我當時給朱偉寫信說道：“我已經找到了今後的創作的基本方法”。

事實上到《現實一種》為止，我有關真實的思考只是對常識的懷疑。也就是說，當我不再相信有關現實生活的常識時，這種懷疑便導致我對另一部分現實的重視，從而直接誘發了我有關混亂和暴力的極端化想法。

在我心情開始趨向平靜的時候，我便儘量公正地去審視現實。然而，我開始意識到生活是不真實的，生活事實上是真假雜亂和魚目混珠。這樣的認識是基於生活對於任何一個人都無法客觀。生活只有脫離我們的意志獨立存在時，它的真實才切實可信。而人的意志一旦投入生活，誠然生活中某些事實可以讓人明白一些什麼，但上當受騙的可能也同時呈現了。幾乎所有的人都曾發出過這樣的感嘆：生活欺騙了我。因此，對於任何個體來說，真實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當我認為生活是不真實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實時，難免會遇到這樣的理解：我在逃離現實生活。漢語裡的“逃離”暗示了某種驚慌失措。另一種理解是上述理解的深入，即我是屬於強調自我對世界的感知，我承認這個說法的合理之處，但我此刻想強調的是：自我對世界的感知其終極目的便是消失自我。人只有進入廣闊的精神領域才能真正體會世界的無邊無際。我並不否認人可以在日常生活裡消解自我，那時候人的自我將融化在大眾裡，融化在常識裡。這種自我消解所得到的很可能是個性的喪失。

在人的精神世界裡，一切常識提供的價值都開始搖搖欲墜，一切舊有的事物都將獲得新的意義。在那裡，時間固有的意義被取消。十年前的往事可以排列在五年前的往事之後，然後再引出六年前的往事。同樣這三件往事，在另一種環境時間裡再度回想時，它們又將重新組合，從而展示其新的含義。時間的順序在一片寧靜裡隨意變化。生與死的界線也開始模糊不清，對於在現實中死去的人，只要記住他們，他們便依然活著。另一些人儘管繼續活在現實中，可是對他們的遺忘也就意味著他們已經死亡。而慾望和美感、愛與恨、真與善在精神裡都像床和椅子一樣實在，它們都具有限定的輪廊，堅實的形體和常識所理解的現實性。我們的目光可以望到它們，我們的手可以觸控它們。

二

對於一九八九年開始寫作或者還在寫作的人來說，小說已不是首創的形式，它作為一種傳統為我們繼承。我這裡所指的傳統，並不只針對狄得羅，或者十九世紀的巴爾扎克、狄更斯，也包括活到二十世紀的卡夫卡、喬伊斯，同樣也沒有排斥羅布—格里耶，福克納和川端康成。對於我們來說，無論是舊小說，還是新小說，都已經成為傳統。因此我們無法迴避這樣的問題，即我們為何寫作？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什麼？我現在所能回答的只能是——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使這種傳統更為接近現代，也就是說使小說這個過去的形式更為接近現在。

這種接近現在的努力將具體體現在敘述方式、語言和結構、時間和人物的處理上，就是如何尋求最為真實的表現形式。

當我越來越接近三十歲的時候（這個年齡在老人的回顧裡具有少年的形象，然而在於我卻預示著與日俱增的回想），在我規範的日常生活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