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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才把事情經過告訴我們。

“‘原來，在我們離開以後，普倫德加斯特和他那一夥人就動手殺害那剩下來的五個被囚禁的人。他把兩個獄卒槍斃後扔進海里，對三副也如法炮製。普倫德加斯特下到中艙親手割斷了可憐的醫生的喉嚨。這時只剩下勇敢機智的大副本人。他見普倫德加斯特手持血淋淋的屠刀向他走來，便掙開事先設法弄鬆了的綁索，跑上甲板，一頭鑽進尾艙。有十二個罪犯手持手槍向他衝來，只見他手裡拿著一盒火柴坐在火藥桶邊，這桶火藥已經開啟，船上共載著一百桶火藥。大副發誓說，誰要是動他一下，他就叫全船人同歸於盡。話猶未了就發生了爆炸。赫德森認為這是一個罪犯開槍誤中了火藥桶，而不是大副用火柴點著的。但不管原因何在，反正“格洛里亞斯科特”號帆船和那些劫船暴徒就此完結。

“‘我親愛的孩子，簡單說來，涉及到我的可怕事件的過程就是這樣。第二天，一艘開往澳大利亞的雙桅船“霍特斯潑”號搭救了我們。該船船長輕易地相信了我們是遇難客船的倖存者。海軍部將“格洛里亞斯科特”號運輸船作為海上失事記錄在案，而它的真實命運卻一點也沒洩露出去。經過一段順利航程之後，“霍特斯潑”號讓我們在悉尼上岸，伊文斯和我更名改姓前去採礦，在各國人麇集之中，我們毫不費力地隱瞞了過去的身份。其餘的事我也不必細說了。後來我們發跡了，周遊一番，以富有的殖民地居民身份返回英國，購置了產業。二十多年來，我們安居樂業，生活美滿，希望把過去的事永遠埋葬。後來，這個水手來找我們，我一眼就認出他就是我們從沉船殘骸上救上來的那個人，當時我的感覺就可想而知了。他不知怎樣追蹤到此，欺我們畏懼之心，對我們進行敲詐勒索。你現在該明白，我為什麼極力對他和好了，你也該多少同情我內心充滿的恐懼了。他雖然離開我到另一個受欺者那裡去了，可是還在對我進行虛聲恫嚇。’

“下面的字寫時手已顫慄不止，幾乎難以辨認，‘貝多斯寫來密信說，赫德森已全部檢舉。上帝啊，可憐可憐我們吧！’

“這就是那天晚上我讀給小特雷佛聽的故事。華生，這種情況可算是富有戲劇性的案子了。我的好友經過這場風波，肝腸寸斷，便遷往特拉伊去種茶樹，我聽說他在那裡混得不錯。至於那個水手和貝多斯，自從寫了那封告警信以後，便音信全無，無影無蹤了。沒有人向警局提出檢舉，所以貝多斯是錯把赫德森的威脅當做事實。有人看到赫德森潛伏在附近，警局認為他殺害貝多斯以後逃跑了。而我確信事實恰恰相反。八成是貝多斯陷入絕境，認為赫德森告發了自己，便報仇雪恨殺死赫德森，攜帶手頭所有現款逃出國去。這就是這件案子的情況，醫生，如果它們對你採集資料有所助益，我很樂意供你選用。”

歸來記賴蓋特之謎（1）

那是在一八八七年春天，我的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由於操勞過度，把身體累垮了，健康尚未恢復。荷蘭—蘇門答臘公司案和莫波吐依茲男爵的龐大計劃案，人們還記憶猶新。這些案件與政治和經濟關係極為密切，不便在我的一系列回憶錄中加以報道。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那兩起案子又很獨特、複雜，使我的朋友有機會證實一種新的鬥爭方法的重要，這方法是他在畢生與犯罪行為作鬥爭中所使用的許多方法中的一種。

我查閱筆記，看到在四月十四日，我曾收到一封從里昂發來的電報，通知我，福爾摩斯在杜朗旅館臥病在床。沒過二十四小時，我就趕到他的病房，發現他的症狀不甚嚴重，方才放心。不過，甚至象他這樣鋼鐵般的體質，在兩個多月調查的勞累之下，也免不了垮了下來。在這段期間，他每天最少工作十五小時，而且他向我說，還有一次他夜以繼日地工作了五天。甚至勝利的喜悅也不能使他在如此可怕的勞累之後恢復過來。在他的名字響遍歐洲，各處發來的賀電在他屋中堆積如山的時候，我發現福爾摩斯依然感到很痛苦，神情沮喪。訊息傳來，三個國家的警察都失敗了，而他卻贏得了成功，他在各方面都挫敗了歐洲最高超的詐騙犯玩弄的鬼把戲。即使這樣，也不能使他從疲憊中振作起來。

三天以後，我們一起回到了貝克街。不過，換個環境對我的朋友顯然會更好一些，乘此大好春光，到鄉間去呆一個星期，這種想法對我也充滿著吸引力。我的老朋友海特上校在阿富汗時，請我給他治過病。他現在在薩里郡的賴蓋特附近買了一所住宅，經常邀請我到他那裡去作客。最近，他說，只要我的朋友願意和我一起去，他也會很高興地款待他。我轉彎抹角地把這意思說了出來，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