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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組織來指導中國革命，帶來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的印度人魯易則是托洛斯基的代表。這樣的雙重指導，也給中共帶來了很多麻煩，中共內部也分為現實的斯大林派和激進的托洛斯基派，在當時似乎支援激進革命論的人佔了上風。在南昌起義問題上，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３日斯大林派來接替鮑羅廷的蘇聯代表羅米那茲，強烈反對中共搞武裝暴動的南昌起義，但並沒有說服中共的激進派。

汪精衛看到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拋開國民黨幹革命的《五月指示》後，開始要求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進行所謂“分共”。當時武漢政府的大部分國民黨人都贊成分共，只有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和外交部長陳友仁等很少數人反對分共。宋慶齡反對分共的理由，是聲稱凡是孫中山生前親自制定的方針政策都不能變，否則就是總理的叛徒。

汪精衛反駁宋慶齡等“凡是派”的意見時說：“孫先生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根據其三民主義之原則來發展他的觀點，改變他的策略。當初他聯合袁世凱，後來經過事實的教訓就發動了討袁，當初他依賴陳炯明，後來他又義無反顧地發動征討陳逆。如果孫先生看到今天武漢的形勢，看到共黨正虎視眈眈地欲篡我黨之權、我黨之軍，他會怎樣？他一定會改變他的三大政策的。”

本來汪精衛和武漢國民政府並沒有打算象蔣介石那樣武力清共，而是準備讓共產黨和平地退出國民黨。但共產黨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的“南昌起義”後，使武漢國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彎，也開始逮捕處死共產黨人。汪精衛後來檢討說：“由於我的誤謬縱容，才使共產黨發展到這個地步”。汪精衛的“容共”政策使他在國民黨內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響。

武漢國民政府開始“清共”後，武漢政府和南京蔣介石政府之間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國民黨人開始要求分裂的武漢和南京政府重新統一。１９２７年８月初，馮玉祥分別致電寧漢政府，請求雙方重歸於好，合二為一。武漢政府堅稱自己是正統政府，斥責蔣介石違背黨統黨紀，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軍治黨、以黨竊權”，是搞個人獨裁的結果。汪精衛提出寧漢政府重新聯合的前提必須是蔣介石下臺，南京方面的國民黨人要求寧漢統一的呼聲也很高，特別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軍隊的勢力膨脹，也從側面催促蔣介石下臺。

正巧蔣介石指揮的北伐軍在１９２７年８月初的徐州作戰中，又敗於孫傳芳的軍隊，蔣介石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於８月１２日離開南京前往上海，８月１４日正式發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訪問。蔣介石的下野使汪精衛等反蔣派鬆了一口氣，８月１９日汪精衛代表武漢政府發表《遷都南京宣言》，汪精衛以為從此國民黨就可以實現“以黨治軍”的文人領導，消除軍人獨裁的疾患。

但汪精衛卻想錯了，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誰槍多誰發言權就大的強權社會，各路將軍擁兵自重，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政府根本無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說進行領導。蔣介石宣佈下野後，支援蔣介石的人紛紛離開南京，南京又成為李宗仁、白崇禧桂系軍人掌權的軍人政權，所謂“才驅走虎，又來了狼”，桂系軍人依靠手中的兵權，並不服從汪精衛文人政府的領導。孫中山是一個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隨孫中山幹革命的汪精衛等人也均是文人政治家，沒有效忠於自己的嫡系軍隊。作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衛要想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社會中搞民主政治，幾乎是一種空想。

隨著北伐的進行，國民革命軍中桂系軍隊的勢力大大擴張，但桂系在黨內卻沒有什麼地位，於是統治南京的桂系實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元老請來，幫他們在政府中撐腰。西山會議派是國民黨中最早開始反共的一派，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曾在北京西山碧雲寺的孫中山靈前，召開過反共排共的西山會議，當時汪精衛主持下的廣州國民政府在二屆一中全會上透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案》，並宣佈開除林森等１８人的黨籍。

然而西山會議派並沒有就此絕跡，他們仍在堅持活動。後來西山會議派遷往上海，在上海自行成立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廣州的正統國民政府相對立。在汪精衛和陳獨秀髮表國共兩黨合作的《聯合宣告》時，西山會議派的上海國民黨中央黨部，曾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斥責汪精衛的行為是“賣黨、賣國之罪，願與國人共棄之。”蔣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後，作出了恢復林森等１８人黨籍的決議，但武漢的汪精衛政府並不承認這個決議，所以西山會議派對汪精衛耿耿於懷，極力反對汪精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