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3/4 頁)

石開始拒不接受張學良的建議，後來在周恩來的說服下，口頭答應：“準備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沒有簽署任何有文字的文書。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蔣介石返回南京，象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國民政府官員、各路軍閥的代表、以及數以萬計市民的盛大歡迎。１２月２８日，蔣介石以自己要對西安事變負責為由提出了辭呈，被中央政府慰留。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的軍事法庭以反亂罪對張學良判刑１０年，但隨後蔣介石提出對張學良進行特赦，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軍事法庭對張學良進行了特赦，此後張一直被軟禁。張學良的東北軍失去領導人後發生了內訌，被中央軍改編接收。

西安事變大大提高了蔣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變中，包括以前和蔣有很深恩怨的各路軍閥將領都以國家利益為重，一致表示無條件支援蔣介石。同時中共在西安事變中許諾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蔣的勝利。此外國共合作對於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係也有重要作用。為了爭取日本之宿敵蘇聯的幫助，蔣介石調整了以往反蘇反共的政策，１９３６年初開始試探和蘇聯改善關係。由於與蘇聯改善關係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問題，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消除了蔣介石和蘇聯改善關係的難點。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係的結果，使蔣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得到了蘇聯多方面的援助。

西安事變後汪精衛從歐洲回國，不過由於身體原因，汪精衛並沒有在政府內任職。此時國民黨三巨頭之一的胡漢民已經病逝，留下汪、蔣兩巨頭。儘管汪精衛不擔任政府職務，汪仍為國民黨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在政治上還在蔣介石之上，對國民黨的方針政策仍有極大的影響力。

１９３７年以後，南京政府開始採取強硬的姿態對待“華北自治政權”。１９３７年２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時，要求華北五省的領導人也出席。閻錫山和韓復渠同意出席，而宋哲元以立場特殊為由要求不出席會議，但蔣介石卻給宋發出必須出席會議的強硬電報，宋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純德代理出席。此後宋哲元頗受日本和南京的兩面挾板之苦，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０日，宋乾脆回山東老家，不問華北政事來回避責任。６月２１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出二十九路軍實行國軍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貨幣等強硬命令。

１９００年義和團事變後，清政府承認八國聯軍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數量的駐軍。此後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維持數千人規模的條約駐軍，日本將其稱為“天津軍”。此外在１９３７年，英國和法國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駐軍。由於日本“天津軍”和二十九軍同駐一處，磨擦頗多。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平附近進行演習的“天津軍”，在蘆溝橋附近與二十九軍發生了軍事衝突，引發了中日全面戰爭。

１９３７年的蘆溝橋事變和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變，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由於日本是戰敗國，戰前的檔案已全部公開，“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策劃的陰謀已毫無疑問，但現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發蘆溝橋事變的證據。在戰後遠東國際法庭上明確判定“九一八”事變是由日本人所挑發，但並沒有斷定蘆溝橋事變是日本人挑發的。近年日本一些學者的研究認為，蘆溝橋事變是隱藏在二十九軍中的共產黨間諜首先向日軍開槍而引發的，因為從動機上來看共產黨最希望發生中日戰爭。特別是中共中央在蘆溝橋事變發生數小時後就發出了號召全面抗戰的《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讓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經預知蘆溝橋事變的發生，所以才會這麼迅速地作出反應。

日本方面對蘆溝橋事變的記載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一個小隊的日軍在北京蘆溝橋附近進行演習。突然響起了一陣槍聲，日軍小隊長立即進行點名，發現少了一名士兵。日軍小隊長聯想到剛才的槍聲，以為該士兵已在剛才的槍聲中被打死，於是小隊長下令向中國軍隊進行還擊，形成了軍事衝突。但不久那個失蹤計程車兵又回來了，說當時因為鬧肚子去解手而沒有趕上點名。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對蔣介石一片惡罵，指責蔣介石有意挑起事端，應該對蔣以及他領導下的南京政府進行軍事懲罰。但在軍部內卻分成“事變擴大派”和“事變不擴大派”，兩派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少將作戰部長，他根據“勝利的極限點”的理論，堅決反對日本“得隴望蜀”，再繼續向華北進出。石原認為一旦和中國發生全面戰爭，日本將陷入無法自拔的戰爭泥潭，絕無取勝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