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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長江下游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志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方本來計劃汪精衛出面建立一個侷限於雲南兩廣的地方政府，而汪精衛堅持必須撤銷梁鴻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衛的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中國。由於汪精衛在此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日方最後讓步同意汪精衛的新政府統一領導中國。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約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裡，於１１月２６日帶到重慶，向汪精衛、周佛海彙報。但最後汪精衛比較動搖，決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決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勸說下，終於下決心選擇“和平救國”的道路。汪精衛等人策劃了一個脫離重慶的計劃：１２月５日，周佛海先去昆明，１２月８日，江精衛夫婦去成都，兩日後到達昆明再去河內。日本政府於１２月１１日發表第三次對華宣告，汪精衛隨後在昆明、河內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佈下野。與此同時汪精衛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對重光堂協議無異議，希望一切按計劃實行。

但多年跟隨汪精衛的陳公博並不知道汪精衛與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計劃，汪精衛把在成都任四川省黨部主任的陳公博請來，希望陳也參加他們的和平計劃。陳公博看了“重光堂協議”後徒然變色：“汪先生，這協議書是哪兒來的？委員長他知道嗎？”周佛海說：“委員長暫時不知。”汪精衛說：“委員長不出來議和，我準備來議和，不然，焦土抗戰，死且不知！”陳公博聽後不安地說：“汪先生，依公博之見，先生這樣做恐怕是難為人理解的，還可能出大亂子。”汪精衛則向陳公博解釋說：“你我相處二十年，患難與共，我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樣非常希望能夠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援。有路可走，我是不會離開重慶的，可現在只能離開重慶才能去談和。我在重慶談和，人家定會誤以為是政府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離開重慶，那麼和談便是我個人的主張了，如果交涉得當，再來勸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執迷不悟，那就只能撇開他們另組班子了。我與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將來是會得到國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勸陳公博說：“歷史的評價問題，牽涉到戰局如何發展問題，很複雜，不是我們今天所能定得下來的。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要謀事總要付出代價和犧牲的。”陳公博見眾人都同意，只好說：“你們都統一意見了，我還有什麼可說的？不過我總覺得這事還欠考慮，背著政府去和敵方談和，無論結果怎樣，總還有個立場問題。更何況還牽涉到要組織另一個政府問題，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誠意？此事須得慎重，最好放棄。”不過最後陳公博表態：“汪先生走到哪裡，我跟到哪裡。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眾人在我面前罵汪先生，更不願被別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裡的密探。”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汪精衛準備飛離重慶的時間，本來是蔣介石外出不在重慶的日子，但１２月８日蔣介石突然從桂林飛抵重慶，打亂了汪的行動計劃。汪精衛只好暫時留在重慶，等待時機。１２月１８日，蔣介石飛往陝西出席軍事會議，汪精衛以外出演講為名，偕夫人陳璧君、秘書曾仲鳴、女兒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傑等人飛往昆明。汪精衛到達昆明後，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率領省、市各廳局官員列隊相迎，後面是一排排學生和市民夾道歡迎。當天晚上，汪精衛與龍雲作了一次懇切的談話，汪精衛把自己和平運動的計劃告訴龍雲，說到達河內後即公開提出與日本議和的建議，接著由龍雲發表擁汪通電，然後四川、西南和兩廣各實力派也紛紛行動起來，造成以汪為首的和平運動區，一面與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蔣介石的重慶政府議和。龍雲聽後滿口表示贊同。

１２月１９日，汪精衛夫婦、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一行十餘人，乘龍雲代為包租的專機離開昆明，飛抵法屬殖民地越南的河內，邁出了和平運動的第一步。據說汪精衛在離開重慶前，給蔣介石留下一封長信，信中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在當時的情況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戰”困難更多。

汪精衛“主和”難，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於這次發表的宣告是正式宣告，需要陸、海、外務三省協商後擬成正式文字，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參謀本部發生了意見分歧，參謀本部的要員堅決反對明確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聲稱戰勝國萬不可做出向戰敗國許諾撤兵日期這樣有損於國家威嚴之事，這樣做太對不住前線浴血奮戰計程車兵。最後近衛向強硬派妥協，在宣告中刪去了“重光堂協議”中最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項。近衛在得知汪精衛於１２月１９日到達河內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