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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說道：“我國可以和貴國達成一些列協議，但是唯一的要求是不與貴國結成任何形式上同盟，至少名義上的。”

裡賓特洛甫笑了，說道：“傳說，亞特蘭蒂斯神族的一支到了東方，經過千百年的演變之後，他們就變成了中國人，中國這個奇蹟般地在短期內變得強大，並一直對德國保持著親密關係的國家的主體民族漢族。同樣是優秀的上等民族，中國人和雅利安人一樣，有著亞特蘭蒂斯神族的血統，否則你們絕不可能，在過去長達數千年之中，一直是亞洲的領袖，並在遭受“野蠻人”入侵的衰落後，在短期內實現了國家復興。這個世界就應該是優秀人種享用的，劣等民族應該被清除掉。只要最優秀的歐洲民族和最優秀的亞洲民族結盟，這個世界就會掌握在我們的手中。”

顧維鈞站起身來，和裡賓特洛甫握手，道：“但願是這樣。”

很快的，德國人開始履行他們的承諾，首先被歸還的是德國博物館裡的中國文物。國內輿論頓時沸騰了，民間更是普通傾向支援德國，支援這個幾乎為“正義化身”的國家。

412　反間計和大清洗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中國和德國的頻繁接觸，使得蘇聯感到了嚴重的危險。以往的歷史告訴現任蘇聯領導人斯大林。俄羅斯的歐洲部分是整個國家的基礎；失去這部分，俄羅斯國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礎。但同時也要看到，正是俄羅斯擁有中西伯利亞、東西伯利亞的廣闊空間，這使其有了廣闊的戰略縱深，這反而增加了俄國人的反攻力量並抵消了敵國比如拿破崙法國，以及前日本從西東兩面擊垮俄羅斯的難度。另一方面，我們對俄羅斯人所擁有的這個“戰略縱深”的意義也不可誇大。斯大林明白這一點：當希特勒大兵壓至莫斯科時，斯大林曾考慮的“避難”地點並不是像亞歷山大一世那樣選在遠東，而是選在印度。因為他知道，他所處的時代已與19世紀初反拿破崙時的亞歷山大一世所面臨的形勢不同，20世紀的蘇聯如果失去歐洲，且在日本已經崛起的情況下，他也就不可能不失去遠東。這也大概是他不可能在對德戰爭中仿效庫圖佐夫用大踏步後退贏得戰爭，而是必須在莫斯科至斯大林格勒一線堅持抵抗到底的原因所在。

但是，現在的斯大林不得不面對更為嚴峻的形式，因為在遠東和中亞，他面對的是幅員遼闊，人力資源及其豐富的中國。而且與蘇聯的主體部分遠離西伯利亞不一樣，中國的核心地帶更加靠近西伯利亞，並且中國人手裡還有另外一張王牌，那就是任然忠於羅曼諾夫王朝沙皇阿列克謝一世的二百多萬白俄。

從1935年起，駐紮在中國境內的海拉爾以及興安的白俄軍騎兵部隊，便不斷在中蘇邊界地帶進行挑釁，以試探蘇聯的軍事實力。從1935年1月至1938年10月，共發生多次軍事衝突，規模逐步升級。1936年3月30日，科爾尼洛夫麾下的一支1500人的小分隊入侵蘇聯境內境內阿姆利西亞，被蘇軍擊潰。在1936年的年底，鄧尼金、科爾尼洛夫、謝苗諾夫、庫捷波夫、普利什凱維奇、斯特恩伯格、杜托夫的軍隊又多次試探性地進入蘇聯境內，在小規模交火後就撤退了。

這一系列的挑釁行為讓斯大林十分惱火，覺得有必要教訓一下北京的那個名叫徐天寶的中國人。

斯大林有這樣的想法是他的理由的，首先，蘇聯透過兩個五年計劃就實現了工業化，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一舉成為一個工業國。蘇聯的這種發展模式被稱為斯大林模式，眾所周知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存在嚴重的缺陷和弊端。經濟上統得過死，管得過嚴，缺乏強大的動力和活力，經濟效益低下。政治上過分集權，缺乏社會主義民主，個人專斷盛行，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性受到壓抑。文化上過於劃一，行政干預過多，缺乏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寬鬆環境。如果說，斯大林模式在戰時和準戰時的環境中其優越性的一面得到充分發揮的話，那麼在正常的和平建設條件下，其缺陷、弊端的一面就暴露得十分明顯。但是不管怎麼說，現在的蘇聯有遠比以前的蘇俄和沙俄更為強大的經濟實力。

其次，蘇聯此刻擁有一支龐大的軍隊。1924～1925年，以MV。伏龍芝為首的特別委員會組織實施軍事改革。透過改革，蘇聯採用了正規軍與民兵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保留並建立了一支50餘萬人的精幹紅軍。同時，組織編制發生根本變化，組織形式取得統一；建立嚴格的兵員補充制度，每年秋季徵集義務兵；各級指揮人員進一步更新，實行一長制，增強指揮人員的責任感；健全部隊訓練制度，貫徹執行新的條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