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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他出來壓迫現代人心，抵抗現代潮流，成了我們現代進化的最大障礙。 吳虞也說：“我們今日所攻擊的乃是禮教，不是禮儀。” 新文化運動猛烈地抨擊舊思想舊道德，大力介紹自由平等學說、個性解放思想、社會進化論等各種西方思潮，尤為突出地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根據民主、科學兩詞的譯音（Democracy和Science），當時又稱為“德先生”與“賽先生”，“五四”先驅們認為，中華文明所急需輸入的新鮮血液非這兩位先生莫數。陳獨秀在《新青年》六卷一號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正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千鈞棒所掃出的一片玉宇中，文學革命的朝陽噴薄而出了。 李大釗在他擔任總編輯的《晨鐘報》創刊號上說： 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而新文藝之勃興，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不韙，發揮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權威，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後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驚破。 文學是思想文化、倫理道德的重要載體，要革新舊文化，就必須革新舊文學。 陳獨秀說：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禮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於是，一場反對文言、提倡白話，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文學革命勢不可擋地發生了。這裡，需要介紹那位著名的紳士派領銜主演了，他就是在北京大學當過校長、文學院院長和五個系的系主任，在全世界獲得過幾十個名譽博士頭銜，熱心蒐集五大洲怕老婆的故事，還曾經夢想出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胡適。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在安徽這塊舊文學的正宗——桐城派的風水寶地上，卻產生了胡適和陳獨秀這樣兩位舊文學的掘墓人。陳獨秀被罵為“獨獸”、“毒蠍”，胡適之這個名字則被一位著名的大學者在出試題時用做“孫行者”的下聯，因為“猢”與“猻”都是猴子的意思。總之是不屬於人類。而在古文大師林琴南的影射小說《荊生》中，胡適的名字叫做“狄莫”，“狄”與“胡”，都是蠻夷之輩，總之還是非我族類。就是這兩位被許多人視為輕浮少年的一胡一陳，共同揭起了文學革命的中軍大旗。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吾因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這“八事”是： 須言之有物。 不模仿古人。 須講求文法。 不作無病之呻吟。 務去濫調套語。 不用典。 不講對仗。 不避俗字俗語。 這“八事”被陳獨秀稱讚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 陳獨秀隨後發表了態度更為明確堅決的《文學革命論》，“以為吾友之聲援”。陳獨秀器宇軒昂地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義：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 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 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 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的三個“推倒”，並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學。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學，其實是指仿古的文學。就在《文學革命論》這篇文章裡，陳獨秀用了大量文字讚美古典文學的優秀部分，說《詩經》中的“國風”、“楚辭”都是“斐然可觀”的，魏晉以下之五言，改變堆砌之風，在當時可謂文學的一大革命，韓柳崛起，一洗前人纖巧堆砌之氣，元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麗文風，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後七子，和桐城派的一些人物，稱這些無病呻吟的人為“十八妖魔”。 胡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主張提出後，得到了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等人的積極響應。 錢玄同（1887…1939），號疑古，自稱疑古玄同，浙江吳興人，文字音韻學家。劉半農（1891…1934），原名劉復，江蘇江陰人，文學家和語言學家。錢、劉二人為了使文學革命激起更大的反響，發表了著名的“雙簧信”。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彙集了各種攻擊新文學和白話文的言論，致信《新青年》，然後由劉半農作《復王敬軒書》（即《奉答王敬軒先生》），逐條進行批駁。這個子虛烏有的王敬軒，不但代表了頑固守舊派的觀點，而且還引起了不少復古思想者的共鳴。 近代著名學者、翻譯家林紓發表《荊生》、《妖夢》兩篇小說，攻擊新文化運動是“禽獸之言”。又發表《致蔡鶴卿書》，規勸蔡元培保全名教，說“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