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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裡就更加不用說了。二次長州征伐，“西法”訓練的幕府軍的表現，完美地詮釋了這一點。

某種意義上，幕府的“改制”，還不如原時空中國的“洋務運動”。中國好歹名義上還是個中央集權國家，而按近現代國家標準，“幕藩體制”的日本，甚至不能算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國家。

不廢“幕藩體制”，日本永不可能邁入近現代國家的門檻；可是，“幕藩體制”是幕府的生存根基，廢“幕藩體制”，日本可能新生，可幕府就是自殺了。

所以，幕府統治日本一天，日本沒戲一天。

但是，幕府不可能長時間地有效地統治日本。

迫在眉睫的危機解除，幕府上下興高采烈，以為“天下從此大定”。但關卓凡卻認為，幕府只是暫時渡過難關，按下葫蘆浮起瓢，第一個火頭暫時熄滅了，第二個火頭很快就會燒起來。

這“第一個火頭”，是地方武士向幕府奪權；這“第二個火頭”，則是來自於底層人民的反抗。

天保四年，即1833年，日本各地大飢，史稱“天保饑饉”。饑荒持續至天保八年，即1837年，情況惡化，終於爆發了大鹽平八郎領導的貧民暴動。

從那時開始，大大小小的“一揆”便此起彼伏，時至今日，有愈演愈烈之勢。

“一揆”，日語表示人民對領主的反抗，即“暴動、起義”之意。

這是我們熟悉不過的王朝末期的景況，而幕府的“開國”，相當程度上加重了這一局面。

西洋資本和技術的湧進，傳統手工業者無法招架，紛紛破產；生絲、棉花、茶葉等商品大量出口，導致國內物資短缺，物價因而上漲。而且這種物價的上漲具有強烈的傳導性，最終致使並不出口的大米的價格也大幅上漲。

日本國內銀貴金賤，洋商便用國際比價低廉的白銀在日本大肆套購黃金，使日本各藩藩庫的黃金儲備迅速告磬。為挽救財政危機，各藩只好降低新鑄的貨幣的含金量，或者濫發“藩札”——相當於紙鈔，造成嚴重的貨幣貶值。

物價上漲、貨幣貶值互相作用，使通貨膨脹愈來愈嚴重。

農民、普通市民、下級武士，都陷入了急劇的貧困化。

第二次長州征伐的龐大的軍費開支，使幕府和參戰各藩的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為支付軍費就不得不增加賦稅，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

第二次長州期征伐間，大和國宇陀郡、安藝國佐伯郡、贊歧國多度郡、隱歧國原田郡等地，接連爆發農民暴動；大阪、兵庫，也發生了城市貧民的騷亂。

就在關卓凡進入江戶內城的時候，江戶發生了要求“平抑物價、救濟窮民”的“請願”事件，只不過幕府拼命捂著，沒讓關貝子親眼看到而已。

軒軍撤出日本之後，日本會發生大規模的“一揆”嗎？

非常有可能，屆時，不但武士階層會參與，寺廟宗教勢力也很有可能介入。

倒幕勢力會趁機再次發難，甚至奪取“農民運動的領導權”，“竊取**勝利果實”。

日本亂一亂，關卓凡並不反對，而且，亂的愈久愈好；關卓凡反對的，是“由亂而治”，是“大亂後大治”。

還有一種可能：薩摩藩等“進步力量”無心繼續倒幕，但又不願和幕府綁在一塊下沉，於是加速離心傾向，最終要求獨立。

這也不錯，如果薩摩藩們真有這個志向，不妨暗中推上一把。

當初幕府提議“封建薩摩”，島津久光不是怦然心動了嗎？

時過境遷，沒有長州藩需要“分而治之”，　薩摩藩想獨立，幕府自然是不幹的。那麼雙方只好開打——這一次俺們中國就不參合啦——沒有外援，幕府自然不是薩摩藩的對手，仗打完了，中國出面調停，薩摩藩也就順理成章地獨立了。

其他各藩，最好有樣學樣，日本最後就變成了一個許多小國組成的地道的“邦聯”。

如是，來自日本的麻煩便永久性地消除了。

算盤打得挺響，真要做起來，難說能走到哪一步。嗯，一步一步來吧。

西征日本，直接的收穫：

從“長州滅商事件”中刮來的上千萬兩白銀。

日本海關的百分之五十的控制權——另外的百分之五十，是美國人的。

從幕府那裡拿來的，一大堆日本國內商事“專營權”，“買辦”就是大浦慶了。

一女一男兩位人才。女是楠本稻，男是大村益次郎。

大村益次郎最終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