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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可行與否的。當然，也沒人攔著你唱反調，但“上頭”因之改弦更張的機率極低——上折反對，除了得罪當權者，並叫“上頭”覺得你不識大體、不知進退之外，沒有任何好處。

特別是在現在的這個節骨眼兒上。

這件事情，臺下一直如鼎如沸，臺上一直波平如鏡。最終，沒有任何人上折對之發表任何“正式的”看法。

對於“太后勞軍”、“兩宮閱兵”這種“開天闢地未之有也”的天大事情，朝廷上下，居然完全吞聲不語，真正是一個奇蹟。

這個情形，是一個重要標誌——這意味著，關卓凡秉政中樞之後，經過了一系列的對內對外鬥爭，權威終於得到了初步的鞏固。

當然也有人暗地裡痛心疾首：道路以目！

不過，沒有多少時間給保守派們捶胸頓足，“天大事情”一件接著一件，叫人應接不暇。

第一件，是兩宮皇太后和皇上，要接見日本的女天皇了。

主持其事的禮部，領這個差使之時，上上下下個個興高采烈，以為這次可有風頭出了；但真正著手之後，很快便發現，真是愁死個人！

本來理藩院也想插手這件事的，後來被關卓凡踢了出去。因為理藩院主管蒙、藏、回等地事務，如果讓理藩院參合進來，就會給人一個印象：中國將日本視為藩屬。

而關貝勒定的調子非常清晰：日本不是中國的藩屬，在禮儀上，中、日兩國必須“相敵”——就是“相當、相匹”之意。

這種禮儀，不要說本朝所無，明、元、宋、唐、晉、魏、漢、秦，一路上去兩千年，也從來沒有見過啊。

再上去，戰國、春秋，國君之間，“相敵”的倒是不少，可那都是諸侯會盟，公侯伯子的，拿來比擬天子，也不成體統啊。

再上去，三代之事，禮制散佚，渺不可考，似乎也沒有可以參詳的例子。

唯一比較接近的“故事”，是前漢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降。

其時，漢有司鹹曰：“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

宣帝同意了“以客禮待之”的原則，但指示要提高具體待遇，單于應“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把單于視為“王者所客”，“位在諸侯王上”，就隱然有“相敵”的意思了。而且，見面的時候，宣帝還“詔單于毋謁”，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客氣。但呼韓邪單于畢竟還是“稱臣”，所以，這個“故事”，依然不好用。

幾千年來，中國的對外交流，一直不存在現代意義的外交。畿服、冊封、羈縻、朝貢，不論叫什麼名字，中國人眼中的世界，本質上都是一張以中國為中心的散射狀大網。在這張大網中，中國居天下之中，高高在上，王八之氣四射；別的國家，只有誠心向化、納頭便拜的義務。

在中國的青年時期，國人的心態還是比較健康的，承認在這張大網之外，另有天地，和中國的關係，是彼此獨立的。比如漢朝之於安息——帕提亞、大秦——羅馬。這是對自己勢力不能遠及其地的務實態度。

中國年紀愈大，國人的心態便愈加扭曲。到了清朝中後期，乾脆就不承認這個世界上還有“漏網之魚”。不論哪個國家，不論距中國有多遠，不論以前有沒有聽說過，凡派了使者到中國來的，都叫“朝貢”。

既然都是來“朝貢”的，自然就都是臣下。天無二日，中國的禮儀制度中，根本沒有給一個外國國家元首留下同中國皇帝平起平坐的空間。

這套嗑，從道光朝庚子年英人炮擊虎門大角炮臺始，便註定嘮不下去了。

這套東西不改，中國就無法正常對外交往，中國就不能真正融入國際社會，中國的近現代化就無從談起。

改，就從接見和櫻天皇改起吧。

從這兒下手，保守派也相對容易接受。日本的政治、經濟，已被中國事實上控制，中國皇帝以平禮接見和櫻天皇，在朝廷內部，儘可以看做一種特殊的“禮遇”，看做行“羈縻”之事。這樣，保持著高高在上的施捨心態，保守派就不會有什麼屈辱感。

事實上，雖不中，亦不遠。

原時空，坐上“大滿洲帝國皇帝”的位子沒多久，溥儀出訪日本。對這個地道的傀儡，日本皇室和政府卻極盡禮數。

溥儀乘坐的日艦“比睿號”進入橫濱港，數十架飛機空中編隊致禮；天皇二弟秩父宮雍仁親王在碼頭迎候。

到達東京，天皇裕仁親率王公親貴和全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