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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說了。

洋務運動伊始，直至清朝滅亡，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正意義上的近現代企業制度，始終未在中國建立起來。

留意，這種情形，和主官官員本人清廉與否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譬如，左宗棠、張之洞，本人都以清廉著稱，但他們經辦的企業，上述毛病一個不少——也包括他們本人。別的不說，單說公款消費——他們確實沒有把銀子揣進自己的腰包，但在“三公消費”上面，花起錢來，卻是毫不手軟，決不後人。又比如，拿公家的錢，“照顧”老朋友的子女家屬，也是異常大方的。

下邊兒的人，公家的各種大小便宜佔著，左季高、張香濤高高在上，大都會當做沒看見；即便貪瀆不法，如果此人是自己的嫡系，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出了事，一樣是要“力保”的。

左宗棠離開閩浙之時，原本是想請沈葆楨接管他創辦的福州船政局，但關卓凡反對，原因就在這裡：沈葆楨之為人、為官，以及辦洋務的套路，和左宗棠、張之洞其實如出一轍——清廉，可上述各種毛病，一個不少。

咦，好像哪裡不對啊？按關卓凡的意思，接任福州船政大臣的，不是……張之洞嗎？

上文，張香濤和左季高……一塊兒被狠狠損了一通，言猶在耳啊！這個，張之洞之於左宗棠、沈葆楨，區別又在哪裡呢？

區別有二：

其一，此時的張之洞，年紀還輕，資歷還淺，必然是要聽關卓凡的擺佈的；而左宗棠、沈葆楨兩個，勳重望著，辦事情早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章程，又都是典型的順毛驢，不爽了就撂蹄子，哪裡是關卓凡輕易擺佈得了的？

其二，張之洞任福州船政大臣，主要是去負“政治責任”的，暫時不及實務。福州船政的實務，掌握在兩個英國人手裡：海曼奇，原皇家海軍學院副院長，出任中國福州海軍學堂“總辦”；　畢夏普，原“哈蘭德和沃爾夫”造船廠副總工程師，出任福州船政局“總辦”——相當於總經理。

事實上，此時的張之洞，對關卓凡最大的作用，是拿來招撫“清議”用的，而“清議”裡邊，關卓凡找不到比張之洞更合適的人選了——矮子裡拔高個兒，“清議”裡邊，張之洞畢竟是腦筋最開通、能力最強的一個。

就是說，其實，張香濤是一個大花瓶。

主官官員即便清廉，所辦企業尤一塌糊塗至此，若主管官員的私德不檢，操守可議，那麼，問題就更大了，就會發生“內部人控制”，公私不分，最終化公為私。

李鴻章就是其中典型了。

李氏“化公為私”的經典之作，是輪船招商局由最初的“官辦”變為最後的“官督商辦”。

這個案子，李鴻章幕後主使，盛宣懷前臺操盤，十足十一部精彩的商戰大片，但來龍去脈極其複雜，若詳細講明白了，獅子難免“水”之譏，只好大略言之了：

光緒二年，即1876年，盛宣懷動議，輪船招商局收購美資旗昌公司。旗昌股票面票價格每股一百兩銀子，但當時其實際價格已跌至每股五十六兩。盛宣懷暗地用官款以實際價格收購旗昌股票，報給朝廷的，卻是票面價格。於是，每一股四十四兩銀子的差額，就落入了李鴻章、盛宣懷的腰包。

透過這種手段，李、盛共侵吞了“官本”七十餘萬兩白花花的銀子。

這還不算厲害。

真正厲害的是在七年後。

光緒九年，即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李鴻章上奏，以兩國開釁、法國人必攻擊輪船招商局之船隻，請將輪船招商局暫時過戶到某中立國名下，俟戰後再轉回中國——哎，給人家一點子手續費就可以啦。

朝廷糊里糊塗地批准了這個方案。

萬沒想到，這個“戶頭”，一“過”了出去，就再也沒有“轉”回來——沒有轉回到朝廷手裡。

法戰結束後，經過一系列複雜的操作，輪船招商局雖然變回了“華籍”，但在這個過程中，“官本”被迫全部退出輪船招商局，輪船招商局的股本，變成了百分百的“商本”，成了所謂“官督商辦”。

晚清最賺錢的“國有企業”，就這樣被納入了李鴻章、盛宣懷等私人的懷抱。

每讀這段歷史，關卓凡總能想到二十一世紀一個非常流行的詞彙：MBO。

嗯，大清特色MBO。

李鴻章過世的時候，家族財產高達四千萬兩白銀之巨。這個數字，絕對不是單靠傳統意義上的貪汙受賄能夠積致的。李鴻章不是和����賈趙詰胤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