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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葡萄牙人駛入東印度的船，他們的船很多，以致一個將官，可以在四天裡召集一支六百多人的軍隊……他們有很多其他種類的船，有些有繪畫和塗金的廊子和窗戶”……

1613年耶穌會士曾德昭到達中國南京，1636年返回歐洲，回國的途中完成了《大中國志》他在中國呆了22年之多，正是處於波瀾壯闊的晚明時代，他記載的晚明社會和清廷文人的描述的“皇帝昏庸無能，政治黑暗腐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明末截然不同，這時一個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充滿巨大活力的國度：“他們的住房因設計良好而便於住宿，整潔舒適”“南方九省的最後一省是南京，……是中國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國的精華……其西部地區最富庶，盛產棉紗，……僅在常州城（CHINCHEO）城及附屬廣大地區，就有20萬臺織布機……由於織布機小巧，一間屋子內常常安放許多臺，差不多所有的婦女都從事這種行業”“中國人天生好經商，不僅從一省到另一省做買賣，獲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裡有的東西，街上幾乎都有售賣……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時（葡人多年的經驗證明了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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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代建立的先進權力制約體系，也引來歐洲人的讚歎。下面提供一些《利馬竇中國札記》中對明朝政治體制的描述摘錄。

該書第一卷第六章《中國的政府機構》說：

“我自己親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這次公開調查的審查官們所做的決定……”

“我說看到，是因為所涉及的被判決的人的名單刊為單行本發行全國”“雖然我們已經說過中國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從前面所述應該已經很明顯，而且下面還要說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貴族政體，……如果沒有與大臣磋商或考慮他們的意見，皇帝本人對國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後的決定……所有的檔案都必須由大臣審閱呈交皇帝”“我已做過徹底的調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況是確鑿無疑的，除非根據某個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則皇帝無權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權力。當然皇帝可以對和他家族有關的人進行賞賜，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但這筆賞賜不能列為公家贈款，皇帝所做的贈禮也不能從公款中提取。”

“他們（引者注：指明代都察院所屬的十三道監察御史）在某些方面相當於我們要稱之為公眾良心的保衛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員，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們也直言無忌，……他們如此恪盡職守，真使外國人驚奇，並且是模仿的好榜樣。無論皇上還是大臣都逃不過他們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時他們觸怒了皇上到了皇上對他們震怒的地步，他們也不停止進諫和批評，直到對他們猛烈加以抨擊的惡行採取某種補救的措施為止。”

“事實上，當冤情特別嚴重的時候，他們控訴的就一定很尖銳刺骨，即使設涉及皇上和朝廷也剛直不阿……所有這些呈送給皇上的書面檔案和對他們的答覆，都要複製很多份，這樣在朝廷發生的事情就迅速傳遞到全國每個角落。這種檔案編輯成書，如果內容被認為值得留給後代，就載入本朝的編年史”“幾年前，當今皇上想冊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長子為儲君，因為這個幼子受到他和皇后的寵愛，這一更易違反了國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責他的陳情書，……最後皇上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在大臣們以集體辭職為威脅的條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儲這件事情上改變了主意”甲申國難，華夏文明由世界文明的頂峰跌入萬丈深淵，那些在西人筆下熱情開放、極愛乾淨、富有教養的明朝人不見了，那個深沉大氣、雍容典雅、氣勢磅礴的華夏，那個曾今被四方蠻夷尊稱為禮儀之邦、信義之鄉的華夏，那個曾今創造了無數輝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領跑了兩千餘年的華夏，如今只能和古希臘、古羅馬一樣，湮沒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之中。今天的華夏後裔，在嚴重夷化的社會中，已經無法感受古代文明的先進與文雅，也並不知道，我國地理位置的不幸，導致先進文明屢屢亡於落後民族的事實。

在17世紀中葉的1636年，從中國返回歐洲的曾德昭記載的那個“相當的富裕繁榮，在各方面都令人讚歎”的明朝已經於1644年滅亡了，取而代之的是號稱初期“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朝。在這期間，外國人的記錄有力的駁斥了這種虛假的“盛世”經“康乾盛世”的“勵精圖治、文治武功”最終使中國落後貧窮到什麼程度，引用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一句話一目瞭然：“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