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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多少？”說著把女兒拉在身旁。他抓著女兒的手，扣在自己手上：“哦，和爸爸一樣高，是大人了。”

又使他沒有想到的是，女兒像被火燒了一下，麻利地從他手中抽出來。

張敬懷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當滿街貼著“打倒”和“聲討”他的大字報時，艾榮也被開了幾次批鬥會，要她揭發丈夫。接著是他被關押九年。在九死一生之後，此時此地，此情此景，夫人也應該問問他身體怎樣，受了些什麼苦。這麼多年，他被關押著，彼此不通訊息。現在團聚了，總有好多話要問吧！

可是夫人連一句話也沒有問。又過了半天，卻說：“平常沒有借你的光，這次可是借光了。我們是反黨集團分子的家屬，等於半個反革命！我們娘倆被流放到鄉下，你不覺得對我們有愧嗎？”

張敬懷聽了這話，幾乎哭出來，隨即大聲說：“我有什麼愧？我有什麼錯誤？這怎麼怨得著我？”

“沒有錯誤，人們怎麼鬥你？”

“現在不是……回來了嗎！”

“回來了怎麼樣？你的問題解決了嗎？還沒有平反啊。說不定在哪一天，你又來個’　二進宮‘　──我當時怎麼了？怎麼鬼迷心竊，嫁給你！好事攤不著，壞事老是跟你吃瓜落！”

想不到夫妻生死離別這麼久，一見面就把關係搞僵了。張敬懷再想不出來要說什麼。他從身上掏出一羅人民幣，說：“這是補發的工資，我沒有全領。你看需要什麼，和孩子到商店買點東西吧！”

夫人遲慢地接過錢幣，對女兒說：“勝美，咱們上街吧。”女兒一直和媽媽好，事事都信媽媽的。

兩人便上街去了。

夫人說得也對：他雖然從監獄裡釋放出來了，可是他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他到底是不是“彭德懷死黨”？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不是還有其他種種罪名，這可是有關他的政治生命問題，不可不弄清楚。但是，現在正在清查“三種人”，從北京到各地，有不少造反派還掌著權。他所尊敬的彭總已經與世長辭了。

有一天，單主任來看他，並建議：現在揭批“四人幫”，將來會怎麼發展呢？誰也說不清楚。可是按照過去的經驗，有時會風雲突變。你現在的問題，上邊還沒有一個“說法”，也就是說還沒有結論。所以現在還是“戴罪之身”。你的問題由北京管，連檔案也都調到北京了。北京對你沒有個說法，省裡也不能給你定什麼性質。可是，透過組織解決，會有一個很長的過程，要解決問題快一些，你在北京有很多老戰友，不如到北京去找找老戰友，請他們說句話，那真是一言九鼎，問題很快就會解決。即使一時解決不了，能瞭解當前一些情況和政策的走向也好。

這個建議有理。於是，張敬懷在心中扒著手指數著，從總參、總後、總政到地方各機關、團體，有七八個人可以找，即使他們不管自己的問題，瞭解些情況，決定自己下一步採取什麼措施，總是有易處的吧！

他下了這個決心，想了又想，找了又找。忽然想起來一個叫侯卓夫的老戰友。

在抗美援朝前線，他們肩並肩作戰，結下了深厚友誼。回國之後，有一段時間，他們還是鄰居，彼此經常來往。他的那個小兒子，小名叫“大聖”，還是他給取的。從“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上得知：侯卓夫在什麼“文革領導小組”當過幾天領導，大字報常常見他傳達“最新最高指示”。去找找侯卓夫，不失為一個好主意。

張敬懷就這麼決定了。他還讓單主任找了侯卓夫和另外一些老同志、戰友、領導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怎麼走法，到北京的住處是一個問題。他想十年監獄生活，自己脫離社會太久了，坐坐硬板車，住在小店裡，瞭解點社情民情也是好事。

便自己到車站買了車票，次日就乘硬板火車到北京去了。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海天市之小。他記得，他最後一次到北京，是在1958年夏天。他和秘書一出車站，汽車就把他接到了京西賓館。現在他孤身一人到了北京，一下車，好像掉到汪洋大海里，在人群的浪花中擁來擁去，不知道怎麼走，往哪裡走。他在車站附近找到一個叫做“太陽昇”的小旅店住下，向服務員問了許多事，覺得長了不少知識。

稍事休息，就按照服務員的指點，碰運氣去了。

張敬懷先是打電話問他事先開列的名單上的老戰友、老領導、老部下。使他失望的是，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仙逝”了，有的調動了工作，有的搬家了，有的下鄉還沒有回來。他按照原來的一箇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