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錢彥在蓬萊劇場《演出甲午海戰》(第5/6 頁)

8月6日，陳湜奉令“募舊部勇丁數營，一俟成軍，即行北上”。

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撫吳大瀓自請帶湘勇北上助戰。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燾奉令募劉錦棠舊部數營，即行北上。此外，清流中久負時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撫調任山東巡撫，以參預北洋防務。

北洋海軍部分繼承了晚清軍隊落後的制度和習氣，水師後勤管理腐敗。

北洋水師建立初期，後備人才不足，所以李鴻章借材於閩，大部分的高階海軍將領均來自船政學堂，福建人為主。

但是李鴻章不希望長期如此，1879年，李鴻章正式上奏，將丁汝昌留用北洋海防，充當兵船督操，後擔任提督。

李鴻章又奏請開辦天津學堂，想逐漸 讓新生人才代替來自船政的高階將領，到1894年甲午海戰的時候，天津學堂的畢業生已經開始擔任二副、水手長等職位。

但是在這段期間內，北洋水師產生了內部矛盾。劉步蟾利用鄉情，聯合閩籍軍官，與丁汝昌明爭暗鬥，在水師中形成了閩黨，逼走了水師教習英國人琅威裡。

丁汝昌也一直試圖改變現狀，例如廣東水師的“廣甲”留在了北洋水師，丁汝昌將淮軍將領吳敬榮任命為管帶，就是想擺脫閩黨的控制。

北洋水師和北洋陸軍的關係，也不是非常融洽。駐守在威海衛和各個炮臺的守軍，基本來自山東鞏軍和綏軍，雖然在戰鬥中，他們表現出了遠高於東北八旗軍和練軍計程車氣，但是沒有配合好海軍，最終被日軍像拔釘子一樣，要塞和炮臺被挨個拔掉。

甲午戰爭時，綏軍和鞏軍由淮軍將領戴宗騫統領，戴宗騫首先是不顧丁汝昌的反對，執意組成機動隊，對數萬登陸日軍進行突擊，結果卻像飛蛾撲火，無濟於事。

其次是關於炮臺的位置和守軍人數的安排，戴宗騫和丁汝昌也意見不同，劉含芳對此評價二人關係：“彼此均有意見，遇事多不面商”。

最後則是關於龍廟嘴炮臺，日軍連續猛攻，炮臺岌岌可危，丁汝昌要求炸燬炮臺，以避免日軍佔領炮臺，攻擊港灣的北洋水師，但是戴宗騫執意反對。結果在日軍的猛攻下，守衛炮臺的山東鞏軍全部戰死，日軍佔領了炮臺，隨即用大炮猛轟北洋水師的軍艦。

隨著陸軍最後的堡壘：南幫炮臺和北幫炮臺均被日軍佔領，守衛炮臺的綏軍全部戰死。戴宗騫已成了無兵之將領，戴宗騫哀嘆：“守臺，吾職也。兵敗地失，走將焉往，吾唯有一死以報效朝廷而。”

這次丁汝昌沒有和他爭執，安排幾個水兵將其架走，一同撤入劉公島。當晚，戴宗騫自盡。至此，協同北洋水師作戰的陸軍，全軍覆沒。

戰略軍備：在整個戰爭期間，北洋水師沒有明確和日本聯合艦隊以艦隊決戰奪取制海權的戰略，未制定出戰略計劃，日本海軍則制定了明確的作戰預案，是以奪取制海權為中心的海軍制勝的方案。

從而使聯合艦隊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導致北洋水師戰略上陷於被動。

而在海軍軍備，於開戰前，日本聯合艦隊從總噸位、火炮配置、水兵數量、航速等方面，就已經全面超過了北洋水師。

如果說海軍方面，當時有少數人認識到：日本聯合艦隊實力已在北洋水師之上，但是陸軍方面，幾乎所有人，包括在清朝海關工作的英國人赫德也認為：清軍必將依靠人數優勢，在陸地上擊敗日軍。

但是那時候的戰爭，已經不是單單依靠人數來決定勝負。甲午戰爭前，清軍正規軍已經從入關時的30萬發展成了70萬，其中八旗25萬，綠營44萬。

再加上勇營（包括湘軍，淮軍，安徽毅軍，河南嵩武軍，東北練軍，湖南楚軍，山東綏軍和鞏軍），總數接近100萬，可謂是“百萬雄獅”。但是不得不說，這其中佔大部分的正規軍，是不能投入戰鬥的無用之兵。

八旗綠營，早在鴉片戰爭時期，就被英軍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太平天國運動，更是一敗塗地；到了甲午戰爭前，這支正規軍仍然保留著中古時期的戰術：射箭，長矛，大刀。八旗綠營的這種腐朽和頑固的制度，已經不能勝任當時的戰爭。

淮軍是前期投入戰爭的唯一清軍力量，其主力兵力5萬人，除去鎮守炮臺和要塞的，機動部隊僅僅2萬多人。而當時日軍投入的是7個野戰師團，兵力超過12萬。

在威海保衛戰中，登陸的日軍超過3萬人，而當時迎戰的綏軍和鞏軍卻只有7000人，大都戰死和殉國。?

夜幕低垂，蓬萊劇場外華燈初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