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憤怒(第1/2 頁)

楊永明見此繼續說道：“陛下，我給您舉個例子吧，我們現在和關外的那些人沒有了通商。

難道他們就真的不需要大明的鹽巴，茶葉等物品了嗎？他們必然還是需要的。

既然官面上買不到，那麼肯定就會有人私販，而這樣一來其風險巨大，但同樣的，其利潤也會更高。

可一般的小民又怎麼會有能力籌集如此多的貨物，並打通邊軍和官員，這些人，都是朝廷中有人的。

同樣的，江南的那些商販也是如此，在這百年時間裡賺的是盆滿缽滿，一個個吃的是滿嘴流油。

並且和當地的官員大族們和親通婚，其勢力更是盤根複雜，早就在當地形成了一張利益網。

因此，誰要開海禁，那就相當於得罪了整個江南士族官員的利益。

除此之外還有商稅，據我所知，皇明大事記中有一個這樣的記載。

織造太監孫隆帶管稅事，本安靜識事機，四月中至蘇會計，五關之稅日縮，借庫銀以解。頗嚴漏稅之禁。

所謂“安靜識事機”，也即士大夫都覺得這個太監是比較識相，不怎麼搞事情。

但因為當地偷稅漏稅實在太過猖獗，本就很低的商業稅收還不斷縮減，以至於挪借其他銀子填補。

孫隆這才要打擊偷漏稅行為，當地黃建節、湯莘等人投附孫隆，提議對絲織業徵稅，每機一張，稅銀三錢。

這應是指一年收稅銀三錢，是相當合理的提議。

要知道在我明朝絲織也是個利潤頗豐的行業，明人筆記和小說裡多有以絲織業發家致富者。

如曾經擔任過萬曆初期吏部尚書的張翰，他寫的《松窗夢語》卷六記載成化末年其曾祖父以一張織機起家，“家業大饒”。

到其祖父輩兄弟四人繼承家業，各富至數萬金。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記載“潘氏起機房織手，至名守謙者，始大富至百萬”。

當然不同種類的織機，不同品質的絲綢，利潤率也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不過即便以最保守的估計來看，一張織機收稅銀三錢都不算高。

再比如馮夢龍寫的《施潤澤灘闕遇友》，說盛澤鎮上的施復撿到六兩銀子，盤算用這筆銀子可以添上一張織機。

然後把這個織機所得利潤積攢上一年，可以再添上一張織機，若一張織機是六兩銀子左右，則一張織機一年所得利潤至少也在六兩銀子以上。

一年收稅銀三錢，也不過是利潤的二十分之一，更何況說一張織機一年利潤只有六兩銀子，是很保守的估計。

黃建節、湯莘等是蘇州本地人，熟悉當地行情，應該是深知絲織業的暴利，才有此提議。

且不說還僅停留在提議階段，即便真實施，也不過是國家應有的收稅措施。

結果就“訛言四起”，當地的絲織業工人在各種流言煽動之下，發動暴亂。“填街塞巷，飛石擊死建節，盡毀莘等十二家”。

還抄掠了借錢給黃建節的鄉紳丁元復家，孫隆嚇得躲到了申時行家兩天。

然後乘小船逃到了杭州，辭掉稅務之職，從此再不去蘇州。而收機戶之稅自然免談了。

這次工人暴動應該是由當地某些官紳背後縱容甚至操縱的，不僅紀律性相當強，所謂“然皆赤身，不持一械，不搶一物”，地方官喊停就停。

而且連出來背鍋的人似乎都和官員溝通非常好，打死人命，破毀人家，事後之懲治卻輕微到不可理喻。

裝模作樣要懲辦首惡，於是工人葛成就挺身而出獨自承擔所有責任，尤其匪夷所思的是。

官員還特地給葛成改了個名字，改成了葛賢，然後上報奏聞，其被關在監獄裡，也儼然是受優待之明星“眾義之，饋者甚眾”。

到後來被放出來，也被鄉紳官員禮敬“縉紳皆待以賓禮，稱曰義士，官員煽動市民和工人暴動，打死收稅人員這還是明的。

一些官員還會弄陰招，比如巡撫鳳陽等地的李三才，讓死囚攀陷誣告太監手下稅官。

然後以此為藉口加以殺害，就連萬曆皇帝派出去收稅的太監對此也沒什麼辦法。

要知道稅監是天家的，如此做，陛下，這不相當於是直接打了天家的臉嗎。

而如今江南的官員鄉紳們，都以拒京師之令為風骨，在他們的眼中，北方的戰亂與他們毫無關係。

他們都是陛下昏聵而未能重用的賢才，而北方的這些官員都是無能之輩，他們在南方高談闊論，彷彿他們一出手就能扭轉乾坤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