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烈勇義，匪惟丈夫：從《列女類》與《后妃類》看楊聆之婦女觀(第2/3 頁)

一定的影響。武仁楊皇后對於政治的參與是比較直接的。具《開昌實錄》記載，在太宗是否發兵討不孝一事上，武仁楊皇后的出面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諸將吏相顧紛擾，猶未能決，王妃楊氏從後出，再拜而跪於王前，高聲曰：“坐待則必死，起爭猶可勝。勝則君帝臨天下，臣妾得附龍鱗；敗則與君共赴九泉，生死同之矣！妾素無深略，惟知此耳，何復言哉！？”諸將吏見之，亦皆跪，齊聲喝曰：“惟王命是從，誓與王共生死！”5

可見楊皇后敏銳的政治感知力和不輸男子的眼界。作為史書書寫者的楊聆在《前秦書》當中並未提及這一段，自然是有出於政治考量的成分的，但即使是這樣，《前秦書·后妃類》當中對於楊氏的記載也不難看出她對於當朝政治的影響。宣德劉皇后同樣對政治有著一定程度的直接影響。至於間接涉政，則是以高哀楊皇后為代表。關於高哀楊皇后的記載並不多，但是卻極其重要的。高哀楊皇后與秦高帝年少時相戀，後來被“棒打鴛鴦”，楊氏最後鬱鬱而終，秦高帝或許是懷著愧疚，或許是懷著思念，追贈楊氏為皇后，並從此不再於後宮立後。“楊氏之死”成為了高帝后宮不立後的表層原因。6後宮無後，可見其影響之大，雖是“被動的”影響，卻也不容忽視。以此為標準，聖王貞哀妃姚氏之死對於政治也存在著相似的影響，但是由於聖王與高帝地位不同、處境不同，二者的影響力不可相當，側重點也不盡相同，這裡不作贅述。

最後的劣跡類，則以新羅金氏為代表。在做此一類分類時，名目難以確定，“劣跡類”或有不準，但也可暫為使用。新羅金氏是《前秦書》所載的少有的“壞女人”，楊聆記述她在趙默圖謀楊零之時“每相協助”，“頗預其奸謀”，可見其對於政治也有一定的參與。此外，金氏對於趙默原配公主也“每加拳毆”。以此看來，金氏實在是“惡婦”，足以與作為亂臣賊子的趙默相配。而作為寵妃的宣景孟貴妃似乎也有“作惡”的嫌疑，在楊聆的筆下，宣景孟貴妃進言之後，光宗便“以為然，遂竟廢哀太子而立獻文”7。這一類在史籍當中記載較少，體現出了一種“反襯”的作用，似乎在為什麼而服務著。

二、楊聆婦女觀之直接體現與間接體現

綜觀《前秦書》的記載，楊聆的婦女觀體現在“直接”與“間接”兩方面。

直接體現表現在《列女類》與《后妃類》當中的“前言”與“史臣曰”。《列女類》當中所言“夫陰陽相合，天地之塑，乾坤之道，萬物所以繁衍，血脈所以綿久”8，體現了其陰陽兩分的性別觀念，《后妃類》的前言當中同樣體現了這一點。而在“史臣曰”當中，他也直言“夫忠烈勇義者，人之善性也，匪惟在丈夫，亦在女子也”9，可見其具有超越性的婦女觀念，即婦人不僅僅是閨閣當中的“金絲雀”，她們同樣可以具有“忠烈勇義”這樣的品質。

間接體現表現在人物的著墨篇幅。通讀《前秦書》，再來看楊聆對於女性人物的描寫，不可否認的是，他在選擇記敘物件的時候有著對於身份地位的考量，但是除此之外隱約可以看到另一重考量標準。在筆者看來，楊聆首重的是“是否對國家社稷有功”，此處的“有功”既考慮了人物本身的貢獻，也考慮了其夫婿的貢獻。比如，對於晉王武哀妃梁氏的描寫則多於對武仁楊皇后的描寫，而就地位而言，楊皇后是高於梁氏的。其次，楊聆重品格節義之士，如閻氏、郝氏、姚氏。閻氏以平民身份列於眾女之間，頗有中和篇幅的意味。而郝氏與姚氏所為較為相似，在楊聆這裡具有著不同的評價，或許可以回到楊聆首重的“是否對國家社稷有功”來看：姚氏之死無論是於戰局而言還是於聖王而言，似乎都是“必要的”；而郝氏之死則更多的是出於個人，甚至在客觀結果上還促成了韓豐的叛離。可以想見的是，若郝氏未死，韓豐未叛，關於他們的記述就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三、總結與評價

行文至此，以筆者的眼光來看，楊聆已經有了一定的婦女觀基礎，但是並未形成成熟的婦女觀。

在他的筆下，女性人物的側重點在於兩方面。一方面在於側面塑造男性人物，突出男性人物的某種特質。尤其明顯的是對於姚氏的刻畫，為聖王這一角色形象的“從一而終”這一特點提供了有力的支點。另一方面，大部分女性角色的存在是為政治服務的（為男性人物的塑造服務也是間接服務了政治），透過以上兩節的分析可見，楊聆寫史之時較為重視的元素為政治元素，對女性人物的描寫也是側重於這一部分。

總得來說，楊聆在其所處的時代能夠初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