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第一輯）相關資訊(第2/3 頁)

制門閥勢力的發展。但這對父子採取的手段和取得的結果不甚相同：光宗透過以‘佞幸’掌控中書通事舍人和尚書檢校郎這兩個‘機要’之職，對門閥勢力進行抑制，手段相對緩和，最終對門閥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從總體上看，光宗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取得了較為成功的結果；穆宗透過以‘寒門’掌控尚書檯令和中書檯令這兩個‘臺相’之職，對門閥勢力進行抑制，手段相對激進，最終導致門閥勢力與寒門人士之間的政治鬥爭，門閥勢力擊敗了寒門人士，門閥勢力非但沒有得到抑制，反而趁此機會逐漸坐大，因此，從總體上看，穆宗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取得了基本失敗的結果。”[張仕一：《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2023年8月。]張仕一《論“虞晃案”——兼談朱詹》一文，則以秦穆宗時期的虞晃案為研究物件，對虞晃案爆發的背景、爭論的本末和產生的影響進行了論述。

值得一提的是，《佞幸與寒門》與《論“虞晃案”》二文在論述歷史問題的同時，也對相關歷史人物進行了評價。在《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一文末尾的“餘論”中，作者對秦穆宗的統治進行了評價，作者認為，“秦穆宗似乎並非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全然昏庸之主”，他起初試圖抑制門閥而加強皇權，奈何“歷史的程序往往並不會因為某一個人的意志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因此，秦穆宗的努力最終不得不隨著朱詹、楊運的下臺而付諸東流了”，於是，“東秦王朝本就不那麼強勁的脈搏”便與秦穆宗的“雄心”一同日損了。[張仕一：《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2023年8月。]在《論“虞晃案”——兼談朱詹》一文末尾的“餘論”中，作者則對朱詹跌宕起伏的人生作了一個回顧，並在最後指出他以為，朱詹那句“欲展鯤鵬，而長天為燕雀所據，不有我之可翔也”，“未必是覺得以自己的能力難以與這些‘燕雀’爭奪‘長天’，而是在他看來：‘這天下的燕雀如此之多，添我一個鯤鵬，又於天下何加焉？’”[張仕一：《論“虞晃案”——兼談朱詹》，2023年9月。]

二、“性別研究”

史學界的“性別研究”作為當下史學界的一個相對較新穎的研究領域，得到了各個方向學者的高度關注，在中國學術界，婦女\/性別史可謂“顯學”。[李志生：《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為何略顯沉寂？》，《中國史研究動態》2023年第3期。]東秦史與《前秦書》學者也不例外地對東秦相關的性別史研究給予了相當程度上的關注，在過去的一年中，有關東秦史與《前秦書》的“性別研究”相關成果主要有沈三川的《忠烈勇義，匪惟丈夫：從〈前秦書?列女類〉與〈前秦書?前秦后妃類〉看楊聆之婦女觀》一文與同氏的《梁氏之死：“私門內事”與政治博弈》一文。

其中，沈三川《忠烈勇義，匪惟丈夫：從〈前秦書?列女類〉與〈前秦書?前秦后妃類〉看楊聆之婦女觀》一文，主要透過對《前秦書》的《后妃類》與《列女類》兩篇文獻的分析與考察，對相關人物進行了分類，從而對《前秦書》作者楊聆的婦女觀進行了論述、總結與評價，指出“總得來說，楊聆在其所處的時代能夠初步的形成婦女觀，是具有超越性的……但是其觀念仍然是具有侷限性的”。[沈三川：《忠烈勇義，匪惟丈夫：從〈前秦書?列女類〉與〈前秦書?前秦后妃類〉看楊聆之婦女觀》，2022年11月。]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門內事”與政治博弈》一文，則抓住梁氏之死這一事件，對其原因、經過和影響進行了細緻的探討，指出“這一看似是‘私門內事’的事件，卻不可避免的摻雜進了政治因素，若無光宗在其中的推動，梁氏或許不會走到如此慘烈的結局”。[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門內事”與政治博弈》，2023年1月。]

三、“歷史書寫”

歷史學名家傅斯年先生曾主張“史學即史料學”，這是其諸多史學貢獻與見解之中“影響最大並在近代中國史學發展中獨樹一幟的”。[蔣大椿：《傅斯年史學即史料學析論》，《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4期，第44頁。]儘管這一觀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侷限性，但其積極作用與相當程度上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對於歷史學研究而言，對史料的研究和處理是至為關鍵的，而目前研究者所能看到的的史料，往往是前人書寫而後留下來的，其中存在著諸多的加工環節，這將極大地影響著後人對相關歷史的認識與研究。因此，對現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