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六章 曲終人亦散(第2/4 頁)

先生開頭所講，歷代王朝都是封建且專制的。

所以就註定了王朝總會在其中後期的時候，因為各種各樣的需求，比如戰爭、外患、黃河氾濫、天災人禍等等，而去有選擇地增加國家的稅收。

這就是慾望的開端，也是萬惡的源頭，一旦起了這個頭，那王朝後續的加稅就再也停不下來了。

加稅一時爽，一直加稅一直爽！

可能開始的時候，百姓的賦稅實際很低，所以即便朝廷說要為了打仗，加稅一兩成，百姓也不會有太大的怨言。

可等到戰爭結束，這一兩成的加稅並沒有停止，反而一直持續了下去，成了正稅的一部分。

“沒有人”覺得不合理，也“沒有人”去質疑朝廷這樣預設多收一筆稅錢的行為。

朝延嚐到了甜頭，就繼續巧立名目，維續給百姓加稅，直到百姓徹底受不了，官逼民反了。

王朝覆滅，進入下一個輪迴。

新開的王朝雖沒有再搞苛捐雜稅，但同樣也沒把前朝的攤派多徵給免去，只是將其合併為一，定為正稅的份額，並且禁止後代再加稅害民。

然後呢？

沒有用！

在黃宗羲定律的無形大手之下，朝廷總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問題，面臨暫時的錢不夠花，國庫入不敷出，就只能稍微違背一下“祖訓”，去給百姓加稅。

等嚐到了甜頭，又是控制不住，繼續加稅，直至官逼民反……

如此迴圈往復，沒有一個王朝能夠擺脫黃宗羲定律的怪圈陷阱。

漢、唐、宋、元、明不斷累積之下，到了本朝大明，說是要“薄稅養民”，實則正稅的稅額早已比之重稅的兩宋都差不了多少。

為什麼康熙要搞“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因為黃宗羲就是明末的人，他既然提出了問題，清朝當然有明白人能看出來問題的嚴重，也知道清朝的賦稅早就已經高的嚇人，比之橫徵暴斂、民不聊生的明末都差不了多少。

為了能穩定民心，安撫百姓，康熙便下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聖旨。

什麼？減稅？

減什麼稅，那都是蟎清八旗老爺們的錢，為什麼要減稅？

講個笑話，蟎清都入主中原了，都還在徵收“遼餉”。

我收錢打我自己？

楊士奇聽罷朱高熾的簡述，沉吟良久，忽地站出來說道：“陛下，林先生所講《國家管理科學》確實頗有道理，國家之所以敗壞，在於軍隊盲目追求血酬，官吏盲目追求仕途與財富。

但若以考成新法，取代‘京察’和‘大計’，來使吏治變清，或許會有效果，可舉國上下的官吏，恐怕也將因此而惶惶不可終日！”

楊士奇說這話不是出於私心，而是覺得這樣是否有些矯枉過正了。

改革本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此重拳下去，怕是全天下的官吏都得感到恐慌了。

朱高熾尚未開口，夏原吉卻是站了出來，駁回道：“楊侍郎所言或許有些道理，但楊侍郎可知前宋慶曆三年，時范仲淹（第二年寫的《岳陽樓記》）為宋廷參知政事，上書建議十事，主張建立嚴密的任官制度，而深憂各路（省）監司等官吏‘不才’，便下決心澄清吏治。

范仲淹翻閱登記各路監司的簿冊，凡遇不才（庸官、貪官等）姓名，皆一筆勾之，以次更易。而樞密使富弼平日素以‘丈’（長輩）尊稱范仲淹，見此情景，便試圖勸阻他說：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

范仲淹對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以“不才”官吏一家之“哭”，而換取一路百姓不“哭”，這是范仲淹任免官員、澄清吏治的主要標準。

夏原吉話音落下，朱高熾接過話茬點頭應道：“夏愛卿說的不錯，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既要澄清我大明吏治，此為天下百年計，便是舉國上下官吏惶惶不可終日，朕也在所不惜！”

眼看陛下有如此決心，楊士奇明白自己說什麼都沒用了。

這是必然的結果，考成法要是能推行下去，就註定了一定會有庸官或貪官。

優勝劣汰，從嚴治吏。

既然是庸官，那就註定要被同僚卷下去，捲到裁汰削職，捲到罷官歸鄉。

幾百年前的范仲淹就已經把道理擺明了，官吏一家的痛苦，換取一省百姓的豐樂，這是一筆很划算的買賣！

朱高熾說著，又補充了一句：“而且，朕也非是什麼暴虐之君，今後考成新法頒下，天下胥吏皆可以此考成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