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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軍執勤人員，於昨晚8時59分抓獲一名從中國方面叛逃過來的女紅衛兵。

經初步審訊，叛逃者供稱自己名叫傅索安，天津人，叛逃動機是“投奔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尋求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安德羅波夫閱完檔案，皺眉沉思了片刻，望著副手：“彼羅朱柯夫同志，這個叫傅索安的叛逃者，現在在哪裡？”

彼羅朱柯夫略一欠身，回答道：“昨晚我收到這份急件後，立刻和邊境方面通了電話，他們說現關押於邊防軍營房的禁閉室。”

安德羅波夫微微頷首：“我認為對於我們來說，這也許會是一件比較重要的事……”“難道由此會引起外交糾紛？”

“外交糾紛是不會的……”安德羅波夫站起來，想說什麼，但動了動嘴卻未開口，伸手抓起一部紅色電話機的送話器。這是“克里姆林宮專線”，電話線的另一頭連著克里姆林宮蘇共中央總書記辦公室，可以直接同勃列日涅夫通話。這邊安德羅波夫剛抓起送話器，那邊勃列日涅夫已經有了反應，耳機裡傳來一個鼻音很明顯的聲音：“唔，是安德羅波夫同志？”

“是的。勃列日涅夫同志，有一件重要情報向您報告……”安德羅波夫簡要地把傅索安叛逃來蘇的情況說了一遍。

安德羅波夫之所以深受勃列日涅夫的器重，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他的思想方法和勃列日涅夫完全相同，這也是他後來成為勃氏接班人執掌蘇共大權的一個原因。現在，安德羅波夫剛把情況說完，勃列日涅夫已經領略了此事潛在的意義，立刻下令：“馬上通知邊境方面，必須嚴格保證這個叛逃者的安全。另外，立刻派一架飛機，把這個中國姑娘接到莫斯科來！”

安德羅波夫對著話筒點頭：“是！立即執行您的指示！”

2

江青給公安部長打電話：“我要活的！查到這個人後，給我押到北京來！”

1968年3月中旬的一天，一輛藍色“上海”轎車從北京城裡快速駛往位於西郊的釣魚臺國賓館。

釣魚臺原是清廷皇帝及皇室成員在一年內的某些日子專門來此舉行垂釣儀式的地方，解放後經過修繕闢作國賓館，金日成主席、西哈努克親王、恩克魯瑪總統、胡志明主席等眾多國家元首訪華時都在此下榻“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外事活動減少，空出不少別墅，就作為一些中央領導人及中共文革小組部分成員的臨時下榻處、這段時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顧問的康生就住在這裡，這輛“上海”轎車中的乘客就是奉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的命令來拜見康生的。

“上海”轎車駛到釣魚臺國賓館大門口，停了下來，站崗的解放軍戰士迎上前去，檢視通行證後，方才放行。轎車駛進大門，迎面是一座巨大的水泥屏牆，上奇#書*網收集整理面有用紅漆臨摹毛澤東主席頗有特色的筆跡書寫的“為人民服務”幾個大字。轎車順著用道繞過屏牆，往裡行駛了一會兒，在一幢別墅前停了下來。從車裡下來一個身穿人民解放軍陸軍幹部制服的中年男子，此人姓許，是中央文革小組抓專案工作的負責人之一。許某下車後，從公文包裡取出江青手寫的便條，走進別墅，遞給了一個秘書模樣的工作人員，對方看了看，便把他引進了客廳。

大約過了十多分鐘，身穿紫色毛衣、外罩絲棉背心的康生走進了客廳。許某連忙迎上，做自我介紹後，說：“康老，江青同志再三叮囑要我代她向您老問候！”

康生“唔”了一聲，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隨手做了個姿勢示意許某坐下。

許某坐下後，用恭敬的目光望著康生，小心翼翼地開腔道：“康老……”康生不客氣地打斷道：“你的來意，江青同志在電話裡已經講過。現在，我給你十分鐘時間，計你把有關情況說一下！”

許其額外沁出了冷汗，公雞啄米般地連連點頭：“是！是！我把情況向康老彙報……”許某奉命求見康生，是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專案。

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大體情況如下：“西安事變”後，中共中央鑑於當時處於民族存亡的緊急形勢，急需大批有豐富革命鬥爭經驗的幹部分赴各地開展工作，於是決定讓安子文等六十一名被捕後關押於國民黨“北平反省院”內的黨的幹部按照國民黨的規定辦手續出獄。這些幹部遵照黨中央指示出獄後，積極投入工作，對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此事當時經中央集體討論所決定，所以這六十一人在歷史上應當說是清清白白的，安子文在解放後還擔任了中共中央組織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