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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給“山下派”暫作議事之地。

六人中，只有陳冬芳、傅索安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金國安四人還懵裡懵懂，傅索安說：“發生了一點事情，先由陳冬芳把情況說一下。”

陳冬芳把情況說了一遍，那四人頓時緊張起來，王慧珍嚇得臉都變色了。傅索安鎮定自若，目光閃閃，掃視五人，說：“大家不要害怕，現在事已如此，怕也沒用，不能解決問題。我們自己應當有個主張：第一，我們‘山下派’搞的是革命行動，並非是違反‘十六條’、‘軍委九條’以及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反動行為。第二，張厚石是不折不扣的歷史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無產階級專政物件，這樣的人，別說自己發病栽倒了，就是活活打死也沒什麼的。運動開始到現在，全國哪個省哪個城市不打死幾個個鬼蛇神‘黑五類’分子的？所以，我們並沒有犯什麼錯誤。至於公安部調查，那肯定是張厚石有其他事情，隱瞞了歷史問題什麼的，這與我們無關。”

傅索安如此這般說了一番，總算把那幾位說得稍稍心定。接著，大家商量如何應付眼前這一幕。議來議去，決定照傅索安提出的辦法做：五人先去郊區躲避一下，留下陳冬芳利用父親職務之便探聽訊息，看情況變化再作計議。

金國安說：“就去大沽口我伯父家吧。我伯父沒兒子，挺喜歡我，老叫我去要。他那裡莊戶人家，住房寬敞，我們去也住得下。”

傅索安說：“就這樣吧，大家回去一趟，帶些日用品衣服什麼的，對家裡人說去保定串連了，幾時回來沒準。國安你把你伯父的地址留給冬芳。”

傅索安回家後，可能意識到這次離家要在外面待很長一段時間，便把父母抽斗裡的現款三百五十元全都取走了，另外，她還帶上了擔任“橫空出世造反總部”常委時搞下的一本空白介紹信。這介紹信為“山下派”後來去內蒙古農村安家落戶提供了方便。

當天下午，傅索安、李白波、費磊、王慧珍、金國安來到了離天津市區百餘里的大沽口農村，在金國安的伯父家住了下來。那裡位於海河入海口，附近就是曾聞名中外的大沽口炮臺。這幾個城裡學生乍來鄉村，甚是新奇，忘卻了面臨的處境，村裡村外到處亂轉，嘻嘻哈哈鬧個不停。只有傅索安沒有參加，也不出門，整天縮在她和王慧珍住的那間小屋裡，或坐或躺或踱步，一副專心考慮問題的樣子。據她後來在蘇聯對也曾是中國知青身份的克格勃特工胡國瑛透露，那幾天裡她在考慮前途問題，“感覺到在世界觀轉變上有了一個難以置信的昇華，這是一種成熟”。

這種“成熟”很快就有了發揮作用的時候——三天後，陳冬芳突然來到大沽口，帶來了一個在傅索安意料之中但還是使她有些慌張的訊息：偵查觸角已經伸向傅索安！

原來，公安機關投入力量偵查這起謝富治交辦的案子後，先是去了張厚石家，想弄清是誰揪走了張。但是，傅索安一行去張家時，張家只有張厚石一人，無人能提供這一情況。偵查人員又向張家的鄰居瞭解，也沒得到什麼線索。於是，改變方向，向小學校的老校工調查。那老校工只在傅索安幾個把張厚石押進學校時和這一行人打了個照面，起初只說得出是幾個男女紅衛兵，後來經過偵查人員耐心啟發，才回憶起為首那個女紅衛兵“好像有些面熟”。

進一步回憶，又說“大概就住在附近”。偵查人員再請老頭子回憶，他卻無論如何也提供不出新的線索了。

偵查人員於是開始發動群眾，在以小學校為中心的方圓二公里範圍內進行查摸。排出了大約二十來名嫌疑物件，傅索安便在其中。偵查人員之一陳明忠是認識傅索安的，因為她是陳冬芳的同學，這天在飯桌上便向女兒打聽傅索安的近況奇書Qisuu網。陳冬芳一聽便知道壞事了，佯作鎮靜敷衍了幾句，待父親一走，馬上奔大沽口來報警。

當下，傅索安聽了陳冬芳的一番敘述，強迫自己壓下心頭湧起的驚慌，說：“沒關係，意料之中的事，我已有了思想準備，他們遲早要找到我們的。”

陳冬芳說：“我這就趕回去，再打聽打聽情況。”

傅索安說：“你不要回天津了，你一回去，多半就會被公安局抓去！”

陳冬芳嚇得臉色慘白：“這……這是怎麼的？”

應該承認，傅索安在同齡人中確實屬於思考問題方面的佼佼者，她對面臨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公安局偵查案子，只要到了已有確鑿懷疑目標的地步，案子就差不多要偵破了。她傅索安住得距張厚石最近，應當是二十來個嫌疑者中的一個重點懷疑物件。而且，由於其他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