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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索安開腔了：“張厚石，你聽著，現在我們因革命事業的需要，讓你刻幾個字！”

張厚石似乎預感到有些不對頭，連忙說：“報告小將，我的工具早在運動初期‘破四舊’時就已經交出去了。”

傅索安使個眼色，王慧珍便從軍用挎包裡取出一把刻刀、兩塊長方形木頭和一個圓規，放在桌上。傅索安說：“工具都給你備下了。你這就給我們刻一個公章，名稱我寫給你。”

張厚石嚇了個哆嗦，雙手亂擺：“小將明鑑：我只會篆刻，不會刻公章！”

“胡說！都是刻字，分什麼篆刻、公章的！”

“篆刻是一門藝術，並不包括刻公章，字型、形式都不一樣！就像書法家不會寫美術字一樣，屬於不同的範圍。”

”廢話少說！你到底刻還是不刻？”

“小將的命令，我不敢抗拒。但是，我真的不會刻公章。”

傅索安沒想到這個牛鬼蛇神竟會抗拒，氣得臉面漲得緋紅，冷冷一笑道；“你這個老傢伙，膽子真是大得可以！看來，不給你點顏色看看，你還不知道造反派的厲害！”

接下去就動手了。據當時在場的陳冬芳、王慧珍所寫的書面材料說，她們看見是傅索安動的手，打了張厚石一個耳光。而後來傅索安逃往蘇聯當了格勃特工後，對比她晚些時候逃過去的中國知識青年黃一煌說起此事時，則說她沒動手，而是李白波打的。

總之，不管是準動的手，反正張厚石捱了一個耳光後，突然栽倒在地，昏了過去！

“啊！”王慧珍大吃了一驚，嚇得尖起來。

傅索安起初以為張厚石裝模作樣，俯身一看，見他臉色有點異樣，這才估計是真的。她轉了轉眼珠子，一揮手道：“不管他！走！”

一千人迅速離開了現場

3

“張厚石事件”使傅索安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國的第一個插隊落戶知識青年。

張厚石這年已經六十七歲，又患有心臟並高血壓症。他碰了一下，摔倒之後，當即中風昏迷。傅索安幾人離開現場後，看守小學校的那個老校工經過那間教室，發現地下躺著個老頭，上去喚不醒，於是馬上去隔壁工廠叫來幾個人，把這個不明身份的老人送往附近的醫院。

醫院當時治病人規矩很多，先要問成分。那老校工是一問三不知，醫院便有些不肯搶救的意思。老校工惱火了，拍著胸脯聲稱自己是五代無產階級，如果醫院不肯救死扶傷，他就要和不是無產階級的醫務人員拼個高低，分個上下。這一唬，才算把醫院方面唬住，組織力量搶救張厚石。

張厚石是個胖子，臉面尤顯肥胖，那個耳光在上面留下了五道明顯的痕跡。醫生一看，便知是毆打所致，按照有關規定馬上報公安局，一邊著手搶救。醫生用了一些不算高階的藥物，暫時控制了張厚石的病情，但還是昏迷不醒。

這時候，地區派出所接到分局的通知來醫院查問情況了。在五六十年代，像張厚石這樣的人，是專政機關的內控物件，派出所榜上有名的角色。兩個民警一看那張臉，馬上認出是張厚石。再向那老校工一瞭解，知道是紅衛兵所為，根據當時流行的階級鬥爭觀念，叫做“好人打壞人，活該”，所以也沒當回事，通知一下張厚石所在的單位就算解決了。那倒黴的張厚石，就這樣半死不活地躺在醫院裡。

就在這天晚上，公安部長謝富治的命令透過專線電話傳到天津市公安局，讓火速查尋一個抗日戰爭前曾在國民黨“北平反省院”幹過文職差使的張姓男子。市公安局自是不敢怠慢，連夜直接把情況——向全市各派出所通報，要求立刻著手查詢，一有線索，即報市局。

張厚石居住地的派出所所長接到市局通知，馬上想起自己管轄區裡的這個內控物件，當時他也不知道張厚石已經住院，便把情況報了上去。天明時分，市局綜合各派出所報來的情況，一分析，斷定張厚石即是公安部要查詢的人，於是通知把張厚石送市局。

派出所長便派人去叫張厚石，這才有民警告知昨天那件事。派出所長為穩妥起見，親自騎了腳踏車去醫院，得知單位及家屬已確認此人是張厚石，這才向市公安局報告。

市公安局值班室隨即電告公安部。

一個多小時後，謝富治走進自己的辦公室，一看案頭的電話記錄，因為不知道江青為什麼要找張厚石，起初也沒當回事，囑秘書往江青那裡打個電話把情況說一下就是了，同時間還要不要把人弄北京來。秘書把電話打到江青辦公室，是那邊的秘書接的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