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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築物分佈情況和克格勃的那個立體沙盤完全一樣，甚至連警察站崗、巡邏的位置、路線也毫無差異。傅索安由此而覺得自己對東京是相當瞭解的，這，增加了她完成行刺任務的信心。

第三天，傅索安開始接觸行刺目標。尤里·巴甫倫夫住在東京市區南部一個叫“阿谷町”的地方，那是一個高階公寓小區，距傅索安下塌的固關孝三郎家有二站路，步行大約需要一刻鐘時間。根據克格勃掌握的情報，尤里·巴甫倫夫的活動規律是這樣的：每天清晨6點鐘，他在兩個日本保鏢的陪同卜，從家裡出來，步行會附近的一個小型公園散步三刻鐘左右，然後來到公園前的天橋上，那裡有一夥擦皮鞋攤，他會隨意在其中一個前坐下，一面擦皮鞋，一面閱讀上天橋前從報攤上買來的當天早報。一張報紙看完，皮鞋也擦好了，就扔下報紙和錢走路。他在家裡用完早餐後，坐上私人轎車去他所經營的公司上班。尤里·巴甫倫夫經營著兩家公司；此外，他還開了一個技術諮詢所，專門接受機械方面的技術諮詢。尤里·巴甫倫夫上班時間通常總是待在無線電器材公司，機械公司或者技術諮詢所有業務，都是透過電話向他請示拍板的。他在無線電器材公司要待到晚上7點鐘，這才坐車返回阿谷叮公寓。之後，他不再出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尤里·巴甫倫夫都過著這種深居簡出的單調生活。他和他叛逃後所娶的日本妻子以及兩個年輕漂亮的女秘書兼傭人生活在一起。由於他的好色，那兩個日本女青年無疑是他發洩性慾的物件。尤里·巴甫倫夫常年僱著兩個保鏢，他們日間一起值勤，晚上則一天隔一天輪換在公寓裡提供保護。

傅索安不露聲色地盯了兩天，發現尤里·巴甫倫夫的活動規律和克格勃所提供的情況毫無差異。於是，她開始考慮如何下手。

根據克格勃的方案，她應當在尤里·巴甫倫夫每天都去的“兵部大樓”下手。“兵部大樓”即尤里·巴甫倫夫那家無線電器材公司所在地，這是一幢五層建築物，以業主兵部規化的姓氏所命名。尤里·巴甫倫夫的公司位於八樓，佔用了一半房間。克格勃的行動專家在反覆研究後，認為博索安宜混入“兵部大樓”物色機會對尤里·巴甫倫夫下手。因為一般說來，保鏢在公司或者家裡對他的保護物件的關注程度最為薄弱，此時下手，成功率最高。而暗殺所用的武器是特製的毒藥槍，所以傅索安下手後不易被懷疑，容易完全脫身。傅索安因為此事關係到她的身家性命，所以考慮得特別細緻。

她很快就發現了一個漏洞：從理論上說，她可以混入“兵部大樓”伺機下手。但是，在具體實施時，可能會遇到這樣一種情況，即進大樓後無法下手，甚至一連幾次都無法下手，這樣，對方肯定會注意她，那時她無疑無法下手了。這不是拿她的性命當兒戲嗎？傅索安氣得差點破口大罵。但氣歸氣，罵也可以，行動卻必須實施的。

克格勃的紀律森嚴，如無特別意外的原因，所委派的任務必須不折不扣地完成，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安德羅波夫有句名言：“須知我們用人民所創造的財富送你們到國外去，不是為了讓你們觀賞異國風情和享受高階生活的！”後面他沒有說，但其意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傅索安不得不開動腦筋，另想辦法完成任務。她以“生脖為由，在床上整整躺了兩天，終於想出了一個新方案。

傅索安按照克格勃交給她的應急聯絡方法，在阿谷町地鐵車站出口處的閱報欄的第二根木柱子一點二米高度處，用手指甲刻了一個不十分明顯的三角形圖案。次日上午8時許，她去街心花園，在長椅上坐下，手裡拿著一本色彩鮮豔的畫報。一會兒，來了一個歐洲男子，用英語對上陪號後，問她有什麼事要協助的。

傅索安用英語說：“請給我安排一個在阿谷町天橋下合法而又合乎情理的賣報機會，並且提供全部便利。”

“明白”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三十六小時內行嗎？”

傅索安當然是想早一些，但一算尤里·巴甫倫夫只在早晨去天橋，尋思三十六小時其實和二十四小時是一樣的，明天肯定是不行了，便點了頭，又問：“怎麼聯絡？”

對方說：“明天晚上8點鐘，請您去大東京電影院門前，有人會遞給你票子，您進去就解決了。”

傅索安站起身來：“好的。那麼，再見！”

三十六小時後，傅索安準時抵達大東京電影院門口，果然有一個日本男子遞給她一張票子。傅索安憑票入場，對號入座，發現旁邊的位置空著。一會兒，燈光熄滅，電影開場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