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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本自治區鄰近村莊借援助力量。當天晚上，雙方已有幾十名援兵抵達，其中有不少是回族、滿族和蒙古族，一些人騎來了馬、駱駝，攜帶了馬刀和對付猛獸的雙筒獵槍。另外，鮑家莊為攻下奇瑪村的工事，還專門請來了一個擅制土炮的回族老人，指導他們試製土炮。

一場大規模的，有可能引起民族糾紛的械鬥即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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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僅是戴手銬的事，弄不好

腦袋也會搬家！

奇瑪村、鮑家莊的械鬥隱情首先被內蒙古境內額爾古納河的邊境人民解放軍部隊發現，部隊方面一面向內蒙古、黑龍江的當地基層政府和駐守黑龍江省的邊境部隊通報情況，一面緊急向上級領導報告。

邊境地區，和蘇聯的關係又處於一觸即發的地步，而且有可能還會引起民族糾紛事件。情勢之嚴重，引起了邊防部隊、內蒙古、黑龍江兩地政府的密切重視，三方不約而同地緊急電告北京的中央軍委、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和國務院辦公廳。當天下午，從北京發來電令：由內蒙古、黑龍江兩地政府共同組成的工作組和解放軍部隊的一個連隊立刻進駐奇瑪村、鮑家莊，制止械鬥，解決糾紛。

僅僅過了兩小時，全副武裝的一連解放軍就開進了奇瑪村、鮑家莊。接著，兩省（自治區）的工作組先頭人員也趕到了現場工作組做的第一項工作，是勸說雙方的援助力量立刻離開當二十元人民幣的路費。結果，至當天晚上10點鐘，所有“援兵”都已回去了。

接著，解放軍在兩個村莊的外圍設崗佈防，禁止外人進入警戒線，也不準奇瑪村、鮑家莊的任何人離開村莊。

次日，工作組釋出命令：拆除工事，收繳武器。

這項工作完成後，已經基本消除了械鬥的可能，工作組便開始調查事件起因。這時，解放軍抽出大部分戰士和兩個生產隊的社員一起勞動，並出動軍用卡車去額爾古納河裝水，供兩村灌溉。這兩項措施對於穩定大部分社員的情緒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為解決糾紛奠定了基礎。這起事件的起因並不複雜，工作組只調查了兩天就大致上查清了來龍去脈。這樣，傅索安六人就進入了工作組調查的範圍。

工作組成員都是內蒙古、黑龍江兩地基層政府的普通幹部，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他們在開展工作時不得不小心翼翼，這也部分地影響了他們的工作思路。他們在決定調查傅索安等人時，竟沒一人想到應當查一查這幾個紅衛兵的底牌。如果想到查一查的話，傅索安等人肯定是先被拘捕，押回天津再說。工作組對眾社員那裡瞭解到的傅索安一行來插隊落戶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深信不疑，作為幹部，自然有些政治頭腦，他們馬上考慮到這幾位今後什麼時候會被列為“典型先進人物”也說不定，所以在調查傅索安等人在械鬥事件中的責任時特別留意，免得弄不好日後被扣上一頂什麼帽子。所以，當工作組在調查時，傅索安幾個還渾然不知，和解放軍官兵關係搞得很熟絡。

幾天後，工作組終於查清了集體戶知青在這次事件中的行為，他們不無震驚地發現這次幾乎釀成驚動全國的械鬥事件的起因竟是這幾位知識青年尤其是傅索安造成的。用當時流行的說法，傅索安就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的“黑手”。

工作組根據調查到的事實，反覆進行了討論，最後達成共識：應當拿以傅索安為首的這六名知青開刀，這是因為：一是罪責當罰；二是對這起事件的處理有一個交代；三是這幾個是外來人員，處理了不會在當地留下什麼後遺症，引發下一次械鬥事件的潛在因素。

工作組會議作出決定後，把情況寫了一份報告，分送黑龍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另外把傅索安六人的罪行起草了一份專題報告，報往內蒙古自治區額爾古納左旗公安處，要求對六人實施逮捕。

報告送出去後，在等待批覆的日子裡，工作組擔心集體戶方面有所察覺，來個“不辭而別”，決定對他們進行秘密監控。為此，工作組專門開會研究如何實施監控，最後決定派一男一女兩個幹部住進集體戶，和知青們來個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時通知解放軍調整警戒位置，在集體戶附近設了一個固定哨。為防止知青們察覺，工作組的其他幹部也分別住進社員家裡，一樣同吃同住同勞動。

工作組這些措施要算慎密了，但還是被知青們軋出了苗頭。

第一個發現情況反常的是女知青陳冬芳。也許是這個姑娘出身刑警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受了影響的緣故，她觀察事物很是細心。解放軍崗哨位置變更的當晚，她就發現了，馬上告訴了傅索安。傅索安還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