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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其中的意思，便去附近的中山公園“遊玩”，在偏僻角落的一堆石塊下順利地取到了克格勃專為她送來的間諜器具，那是“FDⅢ”特工照相機和“K9”竊聽器。這兩種間諜活動器具都是克格勃技術管理局特務工廠新研製的產品，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間諜器具。“FDⅢ”照相機的體積極小，隱藏在一塊普通女式手錶裡，其效能極佳，可以使用微型膠捲在通常攝影有困難的光線條件下拍攝任何種類的東西，拍攝時沒有任何聲響。“FDⅢ”偽裝得極好，即使是受過訓練的海關檢查員，也看不出這塊手錶跟別的手錶有什麼不同。如果不是拆開來看內部的機件，是不可能發覺這是間諜照相機的。“K9”竊聽器的發明權並非克格勃所擁有，最初，大約在1957年，那是東德特務機關所研製的產品。1962年，克格勃的技術專家把這種微型竊聽器改進成為一種“電子微型偷聽器”，它的直徑不到十二毫米，雖然體積極細，卻具有高度效能，可以清晰地偷聽一間房間裡的每一種聲音。甚至把它藏在一隻挖空的鞋跟裡，或者放在傢俱裡，都能照樣拾音。幾年後，克格勃又將“K9”竊聽器的體積縮小，使它的直徑只有八毫米，而拾音效果卻增強了一倍。到了60年代末期，隨著電子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克格勃又把“K9”竊聽器縮成比大頭針略粗一點的體積。改進後的針狀竊聽器由於超短波輻射波的限度，發射電波的範圍只能達到四百米左右。對外諜報局擔心在丁公館附近的接應特工不能在這個範圍內收聽、錄音或者雖然能聽但聲音不清晰，又給她配備了剛從技術管理局的研究室裡製造出來的“K9R”微型接受器，這種接受器只有一支圓珠筆大小，它收取針型拾音器的傳播後，能立即自動增強發射，使收聽者能在較遠的地方收聽和錄音。

最初，傅索安憑著“Kg”竊聽器聽到了丁雪猷夫婦在臥室裡的談話中對於她的評價。她瞭解到丁雪猷對她毫無戒心，並且認為她很勤快，表示如果她不想離開，可以讓她長期待在公館裡。而丁雪猷的妻子則擔心丈夫被傅索安的姿色所吸引，多次婉轉地提醒丈夫注意。傅索安由此認為自己可以利用女主人的這一心理進行自己的活動，藉以牽制丁雪鎖，後來她果然達到了目的。

丁雪猷雖然是“國防部”的“中將副局長”，但他從來不穿軍服，只在他的臥室裡掛了一套將軍服。平時基本上也不去“國防部”上班，而總是在公館裡看書、用英文寫作（他是軍事評論家，在美國好幾家報刊闢有專欄）或者接待客人。再不，就去美軍駐臺司令部進行半公半私的聊天，由於他和美國的那種關係，他向來被美軍駐臺司令部奉為上賓，有時他甚至就住在司令部裡，一住就是二三天。

丁雪猷的公事，基本上就在家裡辦的。丁公館後院那間三十多平方米的書房，就是丁雪猷的辦公室。美軍駐臺司令部贈送給丁雪猷一個一米高的保險箱，讓他用來盛放機密檔案。丁雪猷另外還有一個從美國帶來的保險箱，放在臥室裡，用以存放他們夫婦的私人貴重物品。

傅索安根據上述情況，判斷到10月份美國方面透過美軍駐臺司令部向臺灣方面支付“GV計劃”所規定的首批技術資料時，極有可能把丁雪猷召往司令部，當面交付。之後，丁雪猷會先把資料帶回家裡，次日再送往“國防部”。於是，傅索安意識到若要竊取資料，必須掌握書房那口保險箱的鑰匙。

最初，傅索安想從丁雪猷那裡獲取保險箱印模，但觀察下來發現難度極大。因為了雪猷從小受的是美國教育，性格中形成了一種講究認真的成分。他認為保險箱鑰匙應當永不離身，所以便專門製作了一根粗粗的金項鍊，把鑰匙掛在上面，寸身不離，即使洗澡也不拿下來。傅索安從竊聽器傳來的對話中瞭解到，丁雪猷晚上睡覺時也不把鑰匙取下來，只有和妻子過性生活時，才取下放在一邊，過後即重新系上。傅索安思來想去，認為只有一個辦法，即以色相勾引對方，伺機獲取印模。她想憑自己的容貌，以及在特務學校所學的勾引男性的手段，把這個國民黨中將引上床榻還是辦得到的，況且必要時還可以使用克格勃特製的春藥。問題是在具體實施前必須把丁雪猷的妻子調開，看來此事得依靠接應特工去實施了。

傅索安用密寫藥水寫了一份“計劃”，透過接應特工傳往莫斯科。對外諜報局對這個方案進行了研究，肯定了傅索安關於技術資料會先拿到丁公館的推測，但是不同意她所想出的辦法。特工專家們認為，傅索安在臺灣潛伏，應當不留下任何可能會引起懷疑的蛛絲馬跡，以女色勾引了雪猷而獲取鑰匙印模的辦法是一種“下策”，不到萬不得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