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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外面傳來一陣摩托車引擎聲，倪炯敏的助手小唐手持一個紙袋匆匆進來。倪炯敏問：“怎麼樣？”

小唐點頭：“著了！”

“你給大夥兒說一下吧。”

小唐從紙袋裡抽出兩張X光膠片，對著牆上的日光燈高高舉起：“倪老師讓我去了醫院，調來了‘小龍’受傷後拍的X光片子。

醫生指出，她的左腳腳背的第一根骨頭也就是大腳趾骨已經發生骨折，大家可以看一下片子。”’眾人看著片子，議論紛紛，有人問這骨折意味著什麼。小唐說：“醫生說，通常說來，這樣的骨折應當上石膏或者夾板，三個星期後方可拆除。在這期間，患者難以作較長距離——比如幾公里——行走。”

這樣，案情分析會對“小龍”還未離開中國這一點達成了一致意見。接下來，討論另一個更具實質性內容的問題：“小龍”去何處了？

眾偵察員七嘴八舌議下來，認為“小龍”潛伏在附近養傷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從鄺裕祥的口供看來，這個“小龍’”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間都透出對中國社會情況的熟悉，所以估計她是不久前叛逃投蘇的知識青年，她是知道中國“群眾專政”的威力的，因此身負如此重案絕對不敢在附近城鎮的旅館下榻養傷。那麼，會不會去了克格勃給她的“關係”處待一段時間？分析下來，也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因為通常說來，克格勃方面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預見到“小龍”在作案得手後會失足扭成骨折，所以不可能給她安排一個用於養傷的“關係”。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由於中國公安機關防範成效極高，克格勃潛伏的“關係”無疑是極其有限的，那也就顯得更為“寶貴”，他們不可能向“小龍”透露這麼一個“關係”，因為“小龍”一旦失風被捕，那個“關係”也就完了。挨一箭失去兩雕的傻事，克格勃不會幹的。

這樣，就只剩下一種可能：“小龍”自己找地方養傷。她會去哪裡養傷？無非一是親戚，二是朋友。為了查明“小龍”的親友關係，首先必須弄清她是哪裡人，亦即原籍是何處。為了弄清這一點，偵查指揮部決定突擊提審鄺裕祥，從鄺的供詞中尋找線索，作為破案的突破口。”

時間緊迫，破案心切，偵查指揮部對鄺裕祥的審訊排出了強大的陣容，不但吳榮德、劉城、周曉良、李平等處、科頭頭親自出馬，還請倪炯敏帶了兩位助手臨場坐陣。審訊室裡擺上了當時屬於比較罕見的磁帶錄音機，由專人負責操作。另外，還安排了三名記錄員，要求記下鄺裕祥所說的每一個字。

審訊從3月9日傍晚7時許開始，一直到午夜過後才結束。

出乎鄺裕祥意外的是，從頭到底的訊問都是在平和的氣氛中進行的，這顯然和進門伊始他所見到的為之嚇得臉容失色的陣勢不合拍，但顯然使他明白了一點：尋查‘小龍”的去向乃是十分重要的當務之急，所以他苦思冥想，充分配合。據鄺裕祥交代，他不知道也不敢打聽‘小龍”是何處人氏、經歷等等，對方同樣也未打聽他的這些情況，這是特工的基本紀律。“小龍”甚至連姓名也未透露，在公安處的臨時戶口申報單和醫院的病卡上，她都讓他寫了“肖龍”——“小龍”的諧音。他們之間一起生活了半個來月，自然免不了要聊天，‘叫、龍”也從未失口說過是何處人氏。當然，“小龍”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在半個月中總要顯露出一些給鄺裕祥留下印象的細節。這些細節經過偵察員的耐心啟發誘導，一點一點地被鄺裕祥回憶起來，說了出來——“小龍”說話用普通話，但是聽上去不大標準，沒有北方人那麼流利、順暢；用語似乎也不大規範，比如向鄺裕祥打聽曹秋林的年齡時，就用了“他幾歲了”這樣的提問方式。

“小龍”在飲食方面的特徵：主食喜歡吃大米飯、粥及糯米糕團，菜餚方面嗜食水產品，不會吃辣，喜歡偏甜，燒紅燒肉、魚時一定要放糖。每天喝酒，喜歡喝紹興黃酒，也能喝白酒，酒量很大，有一次喝了一瓶黃酒、半斤白酒也沒什麼，照樣思路清晰，談笑風生。

對上海比較熟悉，具體表現在：2月24日電視中播出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上海的新聞時，她對迎賓車隊途經的道路都能一一說出，如數家珍。電視中播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錦江飯店宴請尼克松一行的新聞時，她說過這樣一段話：“上海的水質不行，60年代中期開始一天不如一天，以前蘇州河和其他一些小河洪裡還有魚蝦遊遊，現在早已絕跡了。這次尼克松訪問上海一定從美國帶來了飲用水。”同樣的新聞，在播出北京和杭州的畫面時，她沒說什麼。

3月10日凌晨，偵查指揮部隨即開會